“我国农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更加依靠科技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一语道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核心。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在解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时指出，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就是要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立地”，就是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从现实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彻底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为了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是为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大力发展以生物育种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技术
什么是农业科技创新制高点？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委员认为，国际上的主流看法就是指高新技术，从长远看，大力发展以生物育种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技术是大势所趋，也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改善品质、提高产量。
种子是农业科技的最重要载体，种业竞争力决定了农业竞争力。“农业科技创新要大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促进优良品种的研发。目前我国的农作物育种技术还不错，尤其是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品种，但在畜禽品种和一些高端蔬菜品种方面，还要大量依靠进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代表告诉记者。
“中国需要在转基因技术方面占领制高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如果现在不进行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将来就可能受制于人。”相当一部分农业专家向记者表达了这一主张。
黄大昉委员告诉记者：“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集基因克隆、基因转化、基因控制、生物安全评价等为一体的转基因研发和监管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发掘了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开发了不少好产品，比如水稻抗虫转基因研究世界领先。”
“中国种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在于品种繁育时间长，由于育种方法上的差异，国外大公司一年可繁育多个品种。”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认为，“全基因组分子育种技术是全球育种的发展趋势，日本每年拨出2亿美元用于水稻的基因定位研究，美国大力支持玉米等作物的研究。中国有必要快速建立国家级的全基因组育种平台，面向所有育种专家，以加快育种步伐。”
从育种起步，农业科技创新贯穿整个产业链。“农业科技创新不仅应该关注农产品生产领域，也要重视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方面。农业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农产品的高值化。”浙江省杭州市化工研究院院长姚献平代表认为：“日本在农产品高值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大家都知道的纳豆，其实就是日本的农产品。我国在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科技支撑力量还是太薄弱了，现在的农产品大都是粗放式生产，精加工大有潜力可挖。”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和科研投入方式
“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完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这说到科技人员心坎里了，现在的评价多由行政和同行评价，市场和社会的评价几乎没有，规则少，潜规则多。”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夏庆友委员说道。
如何让科学家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民进甘肃省主委尚勋武委员认为：“我们在‘仰望星空’这方面做得还不错，但是‘脚踏实地’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农业科技研究与实际生产脱离，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停留在实验室里，很难真正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这与我们当前的科研体制是紧密相关的，在现有的考评机制下，科研工作者们只关心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杂志上，但是对于研究成果的转化并不重视,影响了农业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
“科研和生产‘两张皮’的最根本问题在于人才评价问题。目前科研人员还要根据论文、获奖情况来评定职称，导致很多论文、课题脱离生产需求。农业科研从根本上讲是产业科研，因此必须要立足产业需求。建议对农业科技人员职称评聘进行改革，人事部门只应对科研单位下达职称数量，不再组织对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发放职称证书。”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岳德荣对记者说。
“科研经费的分配现在主要靠行政手段，行政管理人员组织编制项目指南、组织专家评审，因此不得不与这些行政管理人员搞好关系。重大项目以官为本，973项目70％以上主持人都是带‘长’的，这些行政官员大多没有太多时间搞科研，却挤占了大量科研资源。”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工研究所研究员宋湛谦委员说。
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委员提出：“要改变科研项目的支持办法，提高农业科研投入的效率，营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政策环境，让科研人员从‘全能人才’回归到依个人特长、兴趣和自我价值发展，专心从事基础性研究。这里要说的是，基础研究一定程度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且不少基础研究最后会以失败告终，所以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
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的时代已经来临
——打破条块分割、力推多元参与
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的时代，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至关重要，而不是重复的、多层次的、各自为政的研究。
“做好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协作，即产学研企一体化。现行的科研体制条块分割，单位所有，相互封锁，互不协作，不利于科研大协作和联合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刘凤之委员提出：“应尽快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明确国家和地方农业科研机构的业务关系，明确科研、教学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主持单位与参加单位及协作组内部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责利，力求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保障科研大协作的开展和正常运行。”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私人企业投资农业科研的比例很低，而且主要集中于农作物。”浙江衢州市农科所所长汪惠芳代表建议，“应鼓励企业、农民等社会多渠道、多层次投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全社会参与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要制定激励政策，发挥私人投资在应用研究等领域的作用，集中政府财力用于私人资本和农业企业不愿进入的基础性、前沿性的研究开发领域。”
山东冠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才臣代表也持相同看法：“国外80%以上科技人员在企业，国内大部分科技人员积聚在科研院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那么国家应该出台政策鼓励项目、资金向企业流动，人才向企业流动，优质资源向企业流动。”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委员认为：“应坚持产业需求导向，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培育以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央大型涉农企业应更好地发挥自身规模、资金、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采用以订单农业为代表的多种创新合作模式，加快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近年来，明显感到科研氛围比以前好了很多，主要得益于国家对‘三农’的重视。但是，中央财政还应特别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科研投入及基础条件建设，欠发达地区也应采取更多有效措施留住人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武委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