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农业是经济的基础，那么种业就是农业的命脉。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跨国种子企业纷纷大举攻占我国种子市场，目前国际种业前10强已基本登陆中国。与此同时，我国原有的种业体系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不强，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面对严峻挑战，民族种业又该何去何从？
外资压境 且战且退
伴随着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发展到5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国外种子公司进军我国的速度明显加快。
“国外种子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创新能力、全球化高起点的经营平台，形成对国内种业的明显竞争优势。目前，蔬菜、花卉、大豆等作物的种业市场基本被这些外资企业所垄断，玉米等大宗农作物，外资企业强势发展的迹象也愈加明显。”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李建生介绍说。据悉，目前我国每年进口大豆高达3000万吨，国家对大豆及食用油市场的调控能力已下降到不足四成。
国际大型种子企业已走过200多年历史，经历了三次大规模跨区域、跨产业链的并购浪潮，已经进入全球范围内的种质资源垄断、技术垄断和产业垄断阶段。数据显示，世界前10强的种子企业在世界种子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达到35%，而我国前10强种子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的0.8%。
美国先锋、孟山都、瑞士先正达三大种业巨头控制着全球65%的玉米种子市场和50%以上的大豆种子市场。在我国，以先锋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种业，仅用4年就占据了吉林省玉米种子市场较大份额，使得自育品种的主导地位逐步动摇。跨国种业的强势进入，使本土种业基本上处于“技不如人、边打边退”的劣势地位。一些中小企业纷纷放弃育种研发，转而为外资代理，或采用“套牌”经营，生产面积逐年萎缩。
国内巨大的种子市场并没有孕育出强大的种子产业。“与国外相比，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品种选育和推广整体水平较低，品种多乱杂问题突出；种业集中度低，企业众多却小而散；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程度较低，种子假冒伪劣问题突出。”四川农科院水稻高粱所副所长蒋开锋指出我国当前种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据测算，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为52%，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良种在科技进步贡献率中所占比例为43%，而发达国家在60%以上。
在蒋开锋看来，种业不仅要应对不断提高的人口总量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满足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未来国家种业这条生命线掌控在外国企业手中，我国粮食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振兴民族种业势在必行。
技不如人 小而散乱
很多人还记得媒体关于“在山东寿光，一克外国蔬菜种子价比一克黄金”的报道。“此言不虚。种业是技术导向型产业，外表看来极为普通的一粒种子，背后承载的却是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技术积累。”蒋开锋指出。
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加快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农业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热点、产业保护的重点和贸易争端的焦点。农业国际竞争的核心是农业科技竞争，农业科技竞争的焦点在优良品种培育。
当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育种技术上集成了切片、机器人等现代最高端科技工艺；而我国种业发展只有40多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玉米、番茄等作物原产地在国外，中国缺乏其原始种质资源积累，只能通过引进消化再吸收再创新的途径加以利用。
李建生说，农作物育种研究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连续性，也就是说“不能今年种了玉米，明年就不种了”；二是长期性，以玉米育种为例，选育一个自交系至少需要5年10个世代；三是随机性，新品种培育是一个低概率事件，育成优良新品种的概率仅有千分之几，上千个组合才有可能出一个优良杂交种。这些特征决定了高通量、规模化育种将是未来育种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据蒋开锋介绍，长期以来，我国种业创新研究力量和核心材料主要集中在农业科研院校，但其与种业企业成果利益共享长期机制并未建立起来。李建生也认为，目前我国育种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着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产学研脱节的问题，是我国种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建立符合现代种业发展的产学研结合的研发技术路线图。
国外种业加快渗透，却很少有外国种子企业真正将其所拥有的全球优势种质资源、领先的育种技术等核心研发资源带入中国。同时，长期以来我国种业市场产业分散、集中度低。美国有1100多家种子企业，印度有600多家，我国则多达7500多家，区域分割的格局在很多地方固化，“散乱弱小”的状况尚未实质性改变。
“国内种业发展亟待出现龙头企业，实现安全稳定的供种体系。”中化集团总裁助理、中国种子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学工认为，国内种业现在的问题是太小、太弱、太过分散。要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支持大型种子企业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
科技兴农 良种先行
针对我国种业发展现状，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颁布，明确将种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商业化育种、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科技兴农、良种先行”，对种业科技创新进行了具体部署。
目前，国家各部委及各省市主管部门都在积极酝酿细化落实促进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农业部连续多年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清理了一大批不规范企业，有效净化了种子市场，各方积极行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化育种体系符合国际种业发展方向，美国种业发展历程，也经历了育种创新主体由公共研究机构向企业转移的过程。”李建生指出。
长期以来，我国育种重任由部分科研院所承担，企业只负责供种。李建生认为，在公共科研机构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领域的过渡期里，如果企业能够把育种人才、育种技术和育种资源吸收进来，按照现代种业产品研发的技术路线图，成功地打造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就能很好地顺应种业发展潮流。
“要高效、批量选育出优良品种，缩小与国外差距，除了要加大研发的投入，关键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作为支撑。”张学工说。
同时，在非起源于我国的玉米、油料、大部分蔬菜等作物领域，我国存在着种质资源匮乏的技术性问题。由于我国采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版本低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版本，全球种业巨头对我国事实上采取封锁的态度。“国际合作必须区别于当前国际企业在国外进行育种研发、国内合资公司生产销售产品的现状。”张学工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围绕这些作物领域，大力支持龙头企业高水平、深层次、体系化地引进全球优良种质资源、先进育种制种技术和运营管理模式，实现技术、人才、资本、市场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提高我国农作物种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报记者温 源）
图片说明：种业博览会上，购种者和商家在一起交流。徐勇/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