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的一番话颇具警示意义：“很难想象，打开国门在世界种业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与此相应的一个事实是，某跨国公司的玉米品种，短短几年内就占领了玉米主产区吉林省近半数市场份额；最紧俏时节，农民曾经要凭身份证才能买到种子。
其实，与会者对“洋种子”日渐加大的压力多数持开放平和的态度——不管“洋种子”还是国产种子，只要是好种子，都无需“拒敌于国门之外”。但买种子要凭身份证，这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戳中了业界的痛点。
种子到底有多重要？从农业主管部门和育种专家们“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的说法可见一斑；而笔者采访过的农户“一种定生死”的原话，更道出其无以复加的基础性作用。对民族种业近年来竞争力的差距，业界认识不可谓不清醒，不可谓不深刻：长期以来，我国种业科研重点保障大宗作物生产用种，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这是“严格保护下的保障”；跨国种业的育种科技已经全面进入“分子时代”，我国大多还处在“拿眼瞪，用脚踹，一把尺子一杆秤”的传统育种阶段；国外育种模式已经是“工厂化”运行，批量定向培育新品种，我国还是“课题组”“小作坊”生产，新品种研发更像是“买彩票”。而另一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种队伍，种业科技的人才、设备、种质资源和科研经费投入大多集中在科研教学单位，成果水平和数量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这些成果不少却在发过论文、评完职称后束之高阁，被称作“铁皮柜里的成果”。
种业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既有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共性呈现，亦有种业内在的个性特点，诸如出成果周期相对更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交叉衔接更紧、甚至决定成败的偶然性也更强……凡此种种，要求相关管理针对性更强，改革容错度更高。好在始于2013年的种业权益改革，通过四年实践，“教训为改革试了错，经验变成了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由此深化提炼，恪尽完善，能否让农户不再遭遇“买种子要凭身份证”的尴尬，人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