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善学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李东生来说，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远不止这些。当TCL的手机销售遭遇前所未有的价格风暴和竞争力瓶颈的时候，他在动员大会上给高层们讲曾国藩的故事：“湘军当年围攻南京的一仗，原计划5支部队围城，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有曾国藩一支队伍兵临城下。曾国藩并不因为其他4支队伍未到而退缩，他以两万多人在南京城外雨花台筑营抵挡了20多万太平军的围攻，经历46天，最终攻克南京。在众多的战役中，湘军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为什么呢？我认为最重要有两条：第一，湘军是一支有理想、有主义的军队，湘军的将领基本都是有抱负的读书人。第二，曾国藩在军队里一直强调培养‘扎硬营、打死仗’的作风，两军对阵，首先要在精神上压倒对手。在今天的企业竞争中，关键的时刻谁能咬得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是遇上了困难，但我们的对手同样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要困难。在这个时候，谁能挺得住，谁有压倒对方的勇气，谁就有更大的胜算。我们一定要倡导‘扎硬营、打死仗’的作风，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TCL员工的回忆里，他坚定有力的声音，至今仍铮铮作响。
左手曾国藩，右手韦尔奇，李东生划出的太极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1998年TCL推进变革创新、确定迈向国际化道路的那一刻，李东生捧起了韦尔奇的管理书籍。他大力鼓励自己的核心团队学习韦尔奇的管理模式，他说“你必须学会适应环境，但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你又要不断学习新东西。”
在李东生身上，很容易找到韦尔奇的影子。他们都推崇战略的本质是企业文化；都坚信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更要积极变革。
学习有不同的境界，好学而不求甚解是一种，兼收并蓄、化为我用也是一种，李东生显然是后一种。他不仅学习、吸收，而且善于创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充满鲜明“李氏”风格的改革之路。
17年前，韦尔奇把亏损的电视业务卖给了汤姆逊。17年之后，当成功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李东生在北京向韦尔奇亲自“求教”盈利之道时，韦尔奇的回答却是：“我没任何方法让这个业务再赚钱”。这样的回答显然让李东生有些失望，也令外界为他捏了把汗。但当李东生同GE新任CEO一同站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全美有线新闻网的领奖台上时，我们看到他已经给TTE（TCL—ThomsonElc0nIcs股份有限公司）开出了“药方”：利用增长策略、协同效应策略和品牌及新业务拓展策略三大策略，发挥TTE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尚不成熟的商界，能像李东生这样出色地完成这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的人屈指可数。
在某种意义上，李东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通过不断地学习与经验积累，而非理想主义热情或是某种偏执来运转公司。他求学问，只要有可学之处，不管是同行还是对手，他都谦虚向学。
1996年他去长虹，倪润峰安排他去看工厂，还看了培训学校。回到TCL，他在干部培训会上讲：“长虹的培训学校给我印象很深，这个培训中心占地3万多平方米，而且环境相当好。我觉得倪润峰能够拿出这样好的一块资源来进行员工的再教育，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魄力，就说明了他领导企业的水平，从这一点就能反证出为什么长虹在这几年的竞争中能够跑得比别人快。”自此，TCL办起了自己的“TCL集团领导力开发学院”，培养自己的帅才，并打出了“将来才有将来”的人才口号，为TCL的迅速扩张建起庞大的人才网络。
不仅是国内的企业，对于国外的同行，他亦是仔细研究。他说：“有关三星的书，我都看得很认真。过去几年，三星电子在业界的表现非常优秀，去年它的销售额在全球500强中由第105位上升到第59位，盈利能力排在第18位。三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标杆，七八十年代学三洋，九十年代学索尼，今年他们又明确提出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强中的前三名。三星的经验就是永远把自己的标杆定得很高，并不断地在经营管理中找自己的问题。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2004年7月，李东生将新制订的TCL战略发展规划命名为：“龙虎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每个事业部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标杆。
一次又一次学习后创新性的运用，帮助李东生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从假账风波、改制上市，到与汤姆逊合资，重整阿尔卡特手机部，李东生带领TCL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突围，甚至在行业状况十分不景气的时候，仍交出漂亮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