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兴旺教授：从“第三代杂交水稻”登上植物学高峰

　　邓兴旺的“中关村方案”

　　邓兴旺回到国内后，中关村为他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

　　首先是北京大学在2000年聘请他为长江特聘讲座教授。能够回到自己科学梦想的起点，邓兴旺不但把自己1998年组织起来的“北京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与发育遗传学暑期免费讲习班”从最初的40人听课发展到2006年的800人大课的国内接触前沿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且他在北大和耶鲁之间积极沟通，于2001年促成了耶鲁在本土之外的第一个合作中心“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北大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一步就踏了国际快车道。

　　北大对邓兴旺的回归也格外看中，2000年9月，在国家科技部、北京市科委、北京大学的共同倡导和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共同组建了北京未名凯拓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暨国家作物分子设计中心，特意把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位置留给了邓兴旺，并任用他为首席科学家。国家分子作物设计中心，成了邓兴旺招贤纳士，真正实现自己服务于农民理想的大舞台。

　　在邓兴旺的力主之下，北京未名凯拓专门在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乡湖南成立了分子作物设计分中心，在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种子基础上，进行分子育种和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发。袁隆平的两系法杂交稻育种是继三系法杂交水稻之后水稻遗传育种上的又一重大科技创新，能简化繁殖和制种程序，但采用的不育系的育性受到环境的温度和光照变化影响，增加了制种风险，造成两系杂交法难以推广，因此培育不受环境影响且可自主繁殖的稳定不育系已经成为两系杂交技术广泛应用的技术瓶颈，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邓兴旺（前数第五个）陪同袁隆平院士、许智宏院士参观中心湖南水稻育种基地

　　世界难题自然有世界性的解决方法。2007年邓兴旺带了一个美国学生到家乡湖南沅陵考察中国农村、农业现状。所到之处，河里没了鱼虾，地力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退化，环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邓兴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高产要求和生物技术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的不可逆的结局，出路只有一条，尽一切可能真正提高中国生物育种技术的整体水平！他回到美国后，就写了一本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的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着这本书，邓兴旺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国和世界的种子产业发展前沿，世界种业公司也知道了中国的邓兴旺。

　　当邓兴旺代表北京未名凯拓与美国海外先锋公司（杜邦公司的子公司，全球最大的种业公司）谈合作时，先锋公司每年出2000万研究经费，而中国人出人才，出核心技术的条件，先锋公司最终接受了。中国人占了主导，这在先锋公司的对外合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但他们相信邓兴旺的学术水准，更接受了邓兴旺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如果先锋公司在中国没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对手，中国全面开放种子市场的时间表只可能无限期的延后。在国内种业公司对外资公司一片严防死守的紧张空气中，宽容的中关村也接受了邓兴旺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引进外资的方法，对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支持很快见到了成效，邓兴旺成为湖南未名凯拓的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有充足资金和技术，并与本土原有技术完美结合，邓兴旺解决了常规杂交育种过程中资源利用率低、育种周期长等瓶颈问题。利用花粉致死基因使带有外源育性基因的花粉致死，使杂交后代中不含转基因元件，建立了稳定的、能自我繁殖的、恢保一体的新型不育杂交育种体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出，这样的新型不育系兼具三系法的稳定性和两系法配组灵活性的优点，比三系、二系又进了一步，并称之为“第三代杂交育种技术”（G3育种技术）。新技术是种子领域的通用技术，可以准确地培养出高产、耐旱、抗虫并可以自我繁育的后代，中国的农民有福了。

　　技术成熟后，北京马上成立了新的创制中心，专门负责新技术的制种和大规模推广工作，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有了自主的，根本性的保障。从技术到资金到产业化，中关村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邓兴旺的人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根深才有未来

　　邓兴旺今日的成就有赖于北大、耶鲁对他的培养，更有赖于中关村、海内外华人科学界对他的信任与支持，从根本上讲，他纯粹的个人奋斗精神和对故土强烈的责任感是决定性的因素。

　　北大是邓兴旺的起点，1979年16岁的邓兴旺来到北大时，有七八位舍友，中青少皆有，身份更是五花八门，有来自各地的学生，有当过多年干部的地方官员，还有见多识广的北京子弟。从他们身上，邓兴旺感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震撼。他觉得这些同学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就走完了家乡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走不完的路，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认真想来，人们在出生时都差不多，后天知识和经验积累中的巨大差异才是城乡差别的根源。如果这些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大学对自己而言并不只是宁静的读书的地方，而是给了自己一个在知识和社会经验上赶上舍友、赶上一个时代的机会。想到这里，邓兴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后来的七年里，不管学习多么紧张，同学们总能见到邓兴旺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问才知道他总觉得学校的灯光对他有特别的优待，图书馆的灯光宁静宽阔，实验室的灯光可以亮到天明，把小时候用煤油灯时的担心一扫而光。其它的快乐就更多了，且不说食堂的伙食口味尚佳，他的舍友几乎每一个都很健谈，也让邓兴旺受益良多。每逢同学们爬山登高，邓兴旺更是主动替学友们背起行囊，然后又第一个爬上山顶，兴奋地向大家招手。邓兴旺觉得那不是对自己体力的炫耀，那只是对家乡漫漫山路的怀念。当然，最让邓兴旺兴奋的是学习的收获。把课程以内的书读完了，邓兴旺会顺着自己的思路一气儿读下去，直到看到一个边，而这个边就成了他进一步思考的起点。读研究生做实验时，他更是不摸到前人的边，没有自己的想法就不罢休。这种做法让他在功课与实验中几乎是无往不胜，惟独在英语上有点吃力，好在他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发音，而是用大量的文献阅读与写作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临近研究生毕业，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560分的TOFEL成绩寄给了海外各大院校。同时他很看重自己的专业成绩，在奖学金申请说明中对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说明。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录取邓兴旺的理由很简单，邓兴旺在研究生阶段中做的工作很有创新精神，他们很感兴趣。但伯克利也开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求邓兴旺在到伯克利录取之前要经过汤佩松先生的面试。汤佩松先生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当时还在北大作名誉教授。对年仅22岁的邓兴旺而言，要通过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级学者的面试，崇敬、兴奋之情多于紧张。没想到真正推开汤老先生的家门后，这一老一少就立刻进入了正题，这是邓兴旺有生以来进行的第一次英语对话。邓兴旺回答了汤先生所有的提问之后，汤老先生脸上流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后来才听汤老先生说起，原来邓兴旺所作的课题他也曾经研究过，很欣慰能看到邓兴旺在学术上的延伸与创见，不但让邓兴旺通过了面试，还给了邓兴旺一些学术方法上的建议。出国前，邓兴旺在北大的导师梅镇安已经为他垫付了报考TOFEL的26美元，在邓兴旺上飞机前，梅镇安先生又在他的口袋放进50美元应急的钱。

　　邓兴旺回国以后，1999年就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热烈地接待了他。许智宏是北大生物系1965年的毕业生，之后进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期间曾赴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后两位校领导对中国植物学和生物工程的发展趋势了若指掌，对德才兼备的杰出学者更是求之若渴。不但支持邓兴旺建立北大－耶鲁合作中心，还有意识地让邓兴旺到北大未名系列的产业机构中去锻炼，去发展，开启了邓兴旺学术之外的另一扇人生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