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犹豫商业化
本报记者 王晓慧 林晓 北京报道
“现在不重视，将来吃大亏。”近日在一个内部论坛上，农业部一位高层人士表达了对政府为何如此重视转基因研发的原因，他表示，政府把转基因的研发提高到了确保粮食安全的高度。但是在商业化运用方面政府层面还是“慎之又慎”，现在在粮食方面运用得很少。
他认为，现在转基因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抗逆、抗旱和抗虫害等方面，下一步研发的重点将主要是提高产量。
农业部对转基因研发的重视可以从2011年以来的几十条招标采购信息中了解到，他们大都涉及转基因技术或是相关项目，在2010年此类招标信息仅有几条，不及2011年的十分之一。
“中国政府‘十二五’期间对转基因品种研发支持300亿元，而对常规育种只有1.8亿元。”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告诉记者，国家对转基因推广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远远超出对生态农业的投入，打着转基因项目的招牌比较好申请资金。
“转基因玉米对动物的杀伤力非常大。”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表示，先玉335就是打着非转基因的旗号干着转基因的事，一旦转基因玉米成为合法，也无法再追究它的问题，最多算是抢跑，但基于转基因水稻目前遇到的安全问题，转基因玉米永远合法不了。
2009年10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水稻和玉米部分品种成为第一批可进行转基因实验种植的主粮，但就在转基因农产品拥有安全证书整整两年之际，9月底，有消息称，由于各方面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以及目前在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方面还不成熟，转基因水稻上市被推迟，未来5至10年内中国将不会推行水稻为主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其实就是枪毙了转基因水稻。”顾秀林补充说，但私底下还会照常进行。
其实，早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获得农业部安全证书后，业内便有颇多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不少专家们认为，在育种科技创新方面，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品种都有所不足，其中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声音最大。
“利益是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顾秀林看来，转基因的种子拥有极高的利润空间，“一公斤普通的玉米种子大概是四五块钱，但我见过一公斤转基因的玉米种子可以卖到50甚至100块钱。”
但在陈一文看来，这种现象仅是短期行为，“从实践来看，无论是中国的转基因棉还是从国外进口的转基因玉米，最初都是针对农作物的主要害虫进行的，但最终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主要害虫暂时得到了遏制，但后面的害虫又发展起来，因为主要害虫有可能是其他害虫的天敌；第二、主要害虫慢慢地产生了抗药性，导致虫灾比之前更厉害，最后不得不用更多更厉害的杀虫剂去杀它。”
陈一文回忆，中国的转基因棉便遭遇过这样的境遇。
政府对转基因科研力度的加大，主要源于是对抗外资对中国种业的控制，确保粮食安全。农业部这位人士说，中国目前50%的蔬菜品种掌握在外资手中，有些国际种子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后，先以较低的价格向农民推销种子，或者免费让农民试种，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我国农业发展对这些跨国公司的依赖。
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使生产者变为消费者，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和粮食的能源化也带来了简洁的需求增长。这些都使得高层人士将目光投向转基因科研，它或许是今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砝码。
农业部这位人士说，转基因问题现在在社会上非常敏感，导致大家意见分歧的原因是目前科研方面还有待突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转基因的技术以及政策不是很透明，导致公众的一些误解，今后在透明化上要加强。
转基因管理权移交种子局
农业部成立种子管理局加强行业管理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华夏时报》记者从农业部12月7日发布的通报中获悉，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已经正式成立。该通报全文刊发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11月17日种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到了上述内容。
农业部网站上也出现了“种子局”这一机构名称，不过，还没有加上链接。本报致电农业部新闻处也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据了解，种子局是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的种子处“升级”而来的。
“种子局承接了以前种子处的所有职能，另外，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将转基因管理权力移交给新设的种子管理局，种子局全权负责种子质量和种子安全的监管工作。”农业部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据该人士称，种子管理局的成立，将会加强对农作物种子的监督管理，加强对种子的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加强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企的培育，这意味着种业兼并整合大幕行将开启。
农业部设种子局
登录农业部网站，“种子局”已经呈现在“部机关内部机构”一栏中。记者获知，种子局全称为“种子管理局”，今年9月4日正式挂牌成立，下设综合处、种业发展处、品种管理处和市场监督处。
而本报在8月刊发的《农业部拟设种业管理局 加速行业兼并重组》一文中，援引农业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农业部内设的种植业管理司负责管理种业，其下设种子处，不过马上就会发生改变，这个管理种业的处室将要升级为一个司局级单位。
“成立种子局是落实国家种业发展规划的要求，也是行业管理的需要。”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种子管理机构有的授权执法，有的委托执法，有的地方设局，有的地方设站，而这种管理上的混乱也滋生了种业市场的行政垄断。在一些地方上，作为事业单位的县级种子管理站与其下属种子公司之间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管理站往往对外地种子企业和品种设置进入壁垒，增加市场进入成本，并在项目招投标和种子行政执法等方面，对下属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实行歧视待遇。
一位种子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限制种子价格的上涨空间，并且在实行良种补贴的过程中，通过“部门定品种，招标定企业”的方式，以投标企业的良种价格作重要依据，来选择中标种子企业和中标品种。
而这些做法，不仅会削弱种子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加快品种创新的积极性，还导致部分成本、价格较高但质量、性能优质的品种，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难以拓展市场，影响良种的推广和富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种业企业成长。
打造种业航母
做大做强我国骨干种子企业，是现代种业发展最紧迫的任务。据了解，种业管理局的成立，将会加强对农作物种子的监督管理，加强对种子的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加强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企的培育。
中国种子协会会长梁田庚此前曾表示，与种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作物种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仍处于初级阶段，企业多小散，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突出。目前，我国持证种子经营企业多达8700余家，99%没有研发能力，前10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为13%。
在业内人士看来，清理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规范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加大对不合格种子企业的淘汰力度，提升种子企业整体素质将会成为未来种子管理局的一项重要职责，设立种子管理局则被视为种业兼并整合大幕行将开启的标志。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而种子局成立之后，种企门槛的提高也是备受社会各方关注。如“育繁推一体化”企业，要求注册资本1亿元、固定资产5000万元；进出口企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固定资产3000万元；“两杂”生产经营要求注册资本3000万元、固定资产1000万元；非“两杂”农作物生产许可要求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许可要求注册资本200万元。
正是基于国家对种业的空前重视以及对打造“种业航母”的出发点，韩长赋提出，一要加大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研发投入，鼓励种业科研单位与优势种子企业进行紧密合作，促进商业化育种人才和资源向优势种子企业流动，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机制；二要大幅度提高种子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促进我国骨干种子企业做大做强。
资金缺口400亿 生物医药亟须外力
本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距离《“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的发布日期已过了十天的时间，张骏业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
12月8日，73岁高龄的老医师张骏业对《华夏时报》表示，他正在为《一组具有止咳消痰作用的药物》寻合作开发，这类药物属于创新技术Ⅰ类化学药物发明专利，2009年就已被国家发改委列为资助项目。
“由于个人不具备申报资质，因此我寻求合作企业进行药物的开发，同时申请专项资金，此时是最好的契机。”张骏业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对生物医药一直都有扶持，但此次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的力度都是最大的。
据悉，被列为资助的项目申报获准后，根据项目的具体类别可以得到开发与销售总经费30%-40%的无偿资助。
“生物医药产业‘十二五’规划重点突出了对生物药品的研发、技术改造及产业化的支持力度。”科技部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投向生物医药产业的专项资金将在4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财政拨款100亿元，其余为地方各级政府配套资金及企业自筹资金。而“十一五”期间政府投入相同领域的专项资金额度仅为178亿元，不及“十二五”的一半。
“虽然‘十二五’的资金支持相比‘十一五’已是翻番，但资金缺口依然很大。”赵刚坦言，由于生物医药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具体的资金缺口不好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再加一个400亿依然不够。
资金落户百家企业
生物医药产业规划虽没有正式发布，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分步实施，并有多股扶持资金同时涌向生物医药领域。
中信证券研究部一名医药板块的研究员告诉记者，2010年10月，生物产业被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在此产业的专项资金中可分得一杯羹，该项资金已于今年开始发放。
据记者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医药专项与“十二五”的生物医药专项是两个独立的资金，前者相对注重对化学新药和生物技术药的支持，该项资金从2011年开始下放，发放间隔为一年一次。
“就目前而言，已有包括科研机构、企业在内的100多家通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医药专项资金的审核，并获得了专项资金。”赵刚说。
多个专项资金扶持、多个部委协同、多种政策优惠倾斜，中国的生物医药似乎将进入完美转型期。
不过据记者了解，由于个人不具备申报国家专项资金的资质，因此即便个人手里拥有生物医药类的专利技术，依然需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发和销售。
对于企业而言，生物制药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发展壮大的条件之一便是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但该行业自身不具备自然垄断的条件，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策的扶持，同时，由于技术门槛高、投入大，新产品研发周期长，同时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致使很多药企望而却步。两者之间的矛盾恰恰是像张骏业这样研发新药的老专家所面临的困局，资助资金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
“生产和研发生物医药的门槛很高，对于我们这类民营药企而言看得见摸不着。”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子明明确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没有进军生物医药的想法。
据记者了解，“十二五”生物医药产业规划将于本月出台，届时自主知识产权化学药、基因工程药物、单克隆抗体药物、疫苗、诊断试剂等品种的产业化专项均可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
资金缺口等待外援
生物医药虽然被“十二五”规划列为重点鼓励、大力发展型医药产业，同时在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上尚属空前，但必须正视的是，我国生物医药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研发技术和产业发展方面均有比较大的差距。
据悉，目前中国有生物医学类的科技园区60个左右，但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规模小，产品的竞争力不足，特别是缺乏资金，融资渠道不畅。
“由于政府对生物医药领域的重视，大部分地方政府，包括省一级的政府，地市一级的政府都把生物医药列为当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对这一块的投资力度也很大，但资金缺口依然很大。”赵刚称，政府投入的资金只是引导资金，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相对于全部投入来讲政府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资金需要企业或者相关基金的筹集，国家甚至鼓励国外企业资金的加入。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修订的第五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生物医药就在鼓励行业的范畴之列，该《目录》有望在年内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