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张意轩文章：《中国粮食50年来首次“八连增”》。文章指出：2011年中国的粮食再获丰收，总产跨上1.1万亿斤的新台阶，达到11424亿斤，比2010年增加495亿斤。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文章分析了“八连增”的重要机理，即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万亿元左右；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粮食直补等“四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06亿元。也就是说，是政策因素促进了中国粮食的连续增加。
粮食增收科技贡献中，国家构建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了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组织全国1万名专家和35万名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连续取得粮食“八连增”这一世界奇迹的科技贡献里面，找不到转基因的影子。事实上，粮食增产绝对不能、也不可能有转基因的贡献。中国农业部早就宣布，中国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启动转基因技术武器，也实现了粮食“八连增”。
而在启动转基因重大专项时，他们向国家要钱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转基因能够增产。如黄大肪就曾经指出：2020年我国粮食要比现在增产10%，而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常规育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单靠常规育种不行；就目前全球资源少人口多的现状来说，转基因是解决粮食短缺现状“唯一可取”技术；就中国制定的2020年新增粮食一千亿斤的具体目标来看，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转基因专家的说法是存在大量水分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依靠转基因增产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这是因为：
第一，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八分之一，而非唯一。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8个方面，即毛主席强调的农业‘八字宪法’。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它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最近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上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并采取精耕细作农耕方式。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赖，地越种越瘦，并增加了生产成本。
第二，转基因作物并不增产。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品种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其亩产量如果多种几代就越来越低。美国是转基因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5.01亿吨；其单产也不行，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自然界中从来就不存在增产基因，事实上，当面对政协委员的提问时，某转基因专家坦言“转基因不能增产”。
第三，我国粮食产量难以提高的因素在人而不在技术。粮食产量的决定因素，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节减少导致产量下降。上世纪50年代，粮食单产很低，多年徘徊在100公斤/亩左右。在这一阶段，决定粮食产量的主导因素是播种面积。1962~1995期间，中国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尤其是实施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迅速增长到283公斤/亩。打那以后，粮食单产增幅变慢，一直徘徊在 300公斤/亩上下，并一度由2006年的314.4公斤下降到2008年的286公斤，重新回到上世纪50年代播种面积决定总产的循环。因此，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不是品种不行，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
第四，不能回避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生物安全委员会大部分专家来自转基因领域，“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其公信力本身就值得怀疑。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些确定前提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DDT刚发明的时候是作为高新技术出现的，发明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后来发现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被禁止使用。如果发现农药出了问题，可以不生产，不使用，但转基因生物出了问题，则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根本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总之，制约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恢复耕地质量乃是比推广转基因作物更为紧迫的任务。转基因作为高技术储备我们可以搞，但进入食物链还是要慎重再慎重。绝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蒋高明 专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