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从国外到国内转基因政策实情
五、转基因在全球出问题
目前，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十几年，当初承诺的转基因作物效益不仅没有兑现，既没有高产，也没有节省农药。对于世界上商业化种植最广泛的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农田出现了难以根治的超级草、超级虫等系列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转基因食品导致系列问题，国内外科研报告已揭示：转基因产生毒性，可引起动物和人类过敏、肝损害、肾损害、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损害等问题。俄罗斯、奥地利等多国政府主持的科学试验表明转基因会导致小白鼠三代绝育。由于转基因大量涌上餐桌，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当了全世界的小白鼠。
顾秀林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人的体制出现急剧的恶化，而外在的环境没有多大的改变，唯一改变的就是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从转基因玉米到转基因大豆再到转基因大米，10年来中国大众食品中的每一大类，都被不同程度转基因化了。
另一方面，中国人健康状况在这十几年的确是急剧变化。见官方公布的几组数据：
中国过去发病率较低的糖尿病患病率在近10年突然翻了近两倍，从一个较低的水准上升到9.7%（2011年），几乎每10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远超全世界5%的平均水平；这种慢性疾病对大众健康和经济影响巨大，且糖尿病高危人群还在继续扩大，总数可望超1.5亿（新华社2011-11-26）。
中国育龄妇女不孕不育患者数已超过5000万，占已婚育龄妇女的近六分之一，这是来自权威媒体中新社的报道。部分地区育龄妇女不孕不育率从通常的1~5%急剧上升到13.8%，甚至更高，并且还在继续恶化（中国新闻网2011-12-26）。以往非常罕见的新生儿畸形、儿童自闭症等不明原因疾病也在大幅度增加。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从1996年的万分之87.7上升到2010年万分之149.9，增加了70.9%。
这些征兆说明：中国人口体质表现出总体上快速退化的严重趋势，中华民族繁衍的出现了重大危机的征兆。但因为信息的屏蔽以及专业化分工，很多国人浑然不觉，只有这些情况出现在身已身边才可能关注，而很多医生更是不知从何处找原因。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疾病与转基因的联系过于牵强，毕竟还有环境农药激素等等问题。虽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中国人体制恶化与转基因食品泛滥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你同样没办法排除这两者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转基因问题的试验危害报告各国都有，这些报告随着转基因的升温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你无法打消民众对转基因危害的担忧。况且，媒体的报道说明转基因不仅在中国出现动物异常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各种问题，世界各地凡有转基因的地方都有相关报告，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老鼠的绝迹，猪牛羊等动物都死胎流产等动物异常反应！
正是由于转基因危害在试验和实践中不断地暴露，世界各地掀起反转基因运动，去年10月和今年2月，美国民间发起多次反转基因游行，所以这也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并不是不在乎转基因，这些事实将挺转专家此前制造的谎言一一揭穿。
旅美生物学者曹明华说：“我按捺不住要关注转基因，是因为目前中国已成为国外早已淘汰了的众多转基因垃圾的倾泻场。转基因作物在美国所用作的“食品加工原料，如食用淀粉、糖浆、快餐、软饮料” --- 恰恰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垃圾食品”，是目前连生活在最底层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穷人，都正在被学习要力图避免的食物……”
曹明华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捡起西方正抛弃的转基因食物产业，相当一部分原因要归于有关留美“专家”还在用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基因”理论影响中国的决策层，忽悠中国大众 “种植转基因农产品已经成为国际趋势”。
六、错误的信息导致的错误决策
事实上，这些年来，不仅是在中国、美国，转基因在全球都发生重大变化。各国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不断地揭露，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抵制、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和巴斯夫遭到抵制，今年起已陆续撤出欧洲，至少说明转基因产业化进程在世界的脚步放缓。
科学研究及相关信息本来存在滞后性，如果有关部门依据的是之前的信息作出的决策应该及时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最新的信息和动态并没有引起农业部的重视和反思，相反，他们所援引的数据来源孟山都资助的组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给中国育种界和决策部门造成转基因在全球突飞猛进，中国急需抢占转基因至高点，这属于自欺欺人，因为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抵制转基因、转基因农田出现超级杂草、超级虫等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不仅没有与国际接轨，而是是逆国际趋势而动，进一步地加快转基因产业化的步伐。
有关部门是在滞后的信息和错误的舆论下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并使“转基因产业化”政策进入了中央文件，这项错误的政策进一步需要舆论来掩盖。正是如此，转基因在中国已结成由“不法官员、转基因公司、利益学者、媒体”等官商学媒“四位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转基因集团控制媒体、尤其是手挚“中央一号文件”，有这样崇高的政治任务，足以震慑诸多的科技工作者，尽管不少良知科学家冒着风险站出来反对，但在话语权被垄断的情况下，这样的纠错机制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在舆论和信息的牵引下，中国是主动地走了转基因农业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科研经费中有260亿的农业科研开支几乎全部用于转基因重大专项，直接用于转基因种子开发的部分占97%，用于传统农业技术开发的只占3%，在经费极不对等的情况下，大家一窝蜂地作转基因育种，使得转基因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育种工作者，大家不干转基因，已经没有饭吃。
不少科学工作者对转基因的危害心知肚明，他们也知道转基因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的抵制和原因，但是他们如果做常规育种，他们没有经费支持，网上很多科学界内部人士的报料，他们的科普很大程度上教育了民众，但是，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在自己退出这个领域之后。
我曾收到过两位来自政府部门的匿名转基因专家举报转基因育种浪费的证明材料，看过之后，只能说，干转基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与常规育种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
在利益的裹挟下，从农业部到地方科研单位难以遏止转基因的利益冲动，而转基因育种既已就绪，转基因商业化就不可避免。以小麦为例，目前我国虽然尚未对小麦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但转基因小麦环境安全评价与检测技术中心已经批准建设，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资金，农业部也于2011年开始了部分工程的招标工作。这说明，无论是研发者还是监管者都没能控制转基因作物的非法蔓延，甚至成为转基因非法蔓延的始作俑者。
七、我国《粮食法》应该禁止农业转基因
回到《粮食法》，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民族安危、社会稳定的关键。但如今我国的粮食安全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受到转基因的威胁。
正如顾秀林教授所说，《粮食法》如果不全面、严格禁止转基因作物种植，将是无法阻止转基因食品流通的，“转基因产品对人体、对动物健康的伤害已被足够多的实例证明。我们强调的是：转基因产品对任何人都不安全，但对方总是用所谓“加强监管”来回应，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那不过是自欺欺人。”
顾秀林教授说：“转基因食品已经证明是有危害的，任何转基因产品都不可以作为食品或饲料销售。《粮食法》应该规定，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不存在，不是擅自搞还是不擅自搞这种事情。”
中国除了转基因并非无路可走，不是说按照现有的农业模式，不搞转基因就会饿死人，所谓转基因解决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必由道路，完全是转基因专家利用虚假信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一种忽悠。
李昌平等三农专家作过各种调研，提高农村的组织水平或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中国的粮食产量还会增加20%左右，中国现有农田完全可以保证13亿人的粮食需要，根本不用急匆匆地将主粮转基因化。
农业部长韩长赋也提到，搞好水利浇灌等设施可以提高10%左右的粮食产粮。另外，我国科技工作者也储备了大量的生态农业技术，完全可以用于大田作物种植，而这些技术也是国际提倡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1年6月发布公告：“让农业回归自然”，倡导以“小农”经营和节约增长的方式发展农业，粮农组织同时批评“转基因大跃进”的做法，称“过去多年关于转基因作物技术的激烈讨论、掩盖了非转基因（譬如天然有机）农业科技，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利于保障粮食供应、生态环保和节约持续性发展，且使用成本要低得多。”
与此同时，联合国总部发表新闻公告说明，实行天然有机生态循环农业可在十年内使粮食供应翻番、从而能满足未来可能的全球90亿人口的食品需要。
世界各地真正的国际趋势是传统农业，绝非转基因。就连转基因的策源地美国对转基因立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也开始走上生态化农业的道路。
2012年2月，美国农业部为有机、新鲜的自然食物产业投入了直接资助4000万美元，投给与转基因食品作物相关的科研项目的直接资助大约500万美元 --- 而且其主要用途还是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效益的观测，而不是转基因商业种子开发。这与目前中国政府对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资金投入与天然有机农业开发的资金投入之比例刚好是一个天壤之别。
在美工作的华人学者也多次向我表示，中国的当前转基因技术政策法规是必须改变的，不能再搞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化工农业”。欧美已开始从转基因技术单挑转向天然有机农业（至少并存而不再搞什么转基因“核心”技术。农业的核心科技是基于对自然规律和天然力量的知识的科技能力，而不是搞化工农业）。“因此，粮食法规定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转基因技术泛滥，那是必须的、且应该强化。”
【结语】我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人言轻微，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不敢轻意忘记。因为工作，长期关注转基因问题，也采访过不少转基因问题的学者专家等，以汇成以上意见。最后，再一次提出对《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粮食法》应在法律上严格禁止转基因粮食产业化，同时，还应该明确规定禁止转基因粮食作物在市面的非法流通、销售及进出口等。鉴于蔬菜瓜果转基因也无法控制，粮食法应该考虑在农业上禁止转基因。同时，《粮食法》还应明确体现党中央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应在该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粮食作物育种研发资金的分配使用必须符合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