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贸聚焦2012年10月刊
市面上木瓜九成为转基因，非法转基因大米及稻种泛滥，大豆油多由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而成⋯ ⋯ 那么，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到底安全吗？
闹得沸沸扬扬的黄金大米事件，也让转基因农作物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目前已经获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哪些？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是否已经放行？允许进口的各类转基因作物能否保证安全？带着这些疑问，《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日前采访了绿色和平组织及部分国内转基因技术的权威专家，试图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国转基因研发和种植的现状，以及监管层对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态度。
木瓜九成为转基因
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婧告诉《中国经贸聚焦》，在中国合法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抗虫棉花和抗病毒木瓜两种。
本刊记者查阅的农业部网站相关资料也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共批准发放了7种转基因植物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其有效期为5年，部分转基因品类此后继续获批安全证书），包括1997年发放的耐储存番茄、抗虫棉花安全证书，1999年发放的改变花色矮牵牛和抗病辣椒（甜椒、线辣椒）安全证书，2006年发放的转基因抗病番木瓜安全证书，以及2009年发放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安全证书。但除了抗虫棉花和抗病木瓜之外，其余已发放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植物均未大面积应用，其中，转基因水稻、玉米作为主粮更没有被允许进行商业化种植。
据国际生物安全研究学会主席、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宝荣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介绍，转基因棉花在中国的种植非常成功，转入的抗虫基因在抗棉铃虫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对环境治理也带来很多好处。
有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540万公顷的棉花种植面积中68％的耕地种植转基因棉花。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后，每公顷抗虫棉化学农药用量减少了约47公斤，国内每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少1万-1.5万吨，相当于中国化学(601117,股吧）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显著下降，棉农中毒事件降低了70％-80％。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今年2月发布的转基因作物年度报告还显示，2011年中国农户种植了390万公顷转基因棉花，种植比例高达71.5％，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种植比例都创下历史新高。
相对于非食品的棉花，吃起来香甜可口、在很多高级饭店都被做成菜肴的木瓜，其转基因的商业化更受关注。据媒体报道，2010年1月，国内唯一申报转基因木瓜种植项目的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李华平曾表示，“目前广东市面上，95％的木瓜为安全的转基因木瓜。”据悉，其培育的“华农1号”转基因木瓜转入了一段木瓜环斑病毒的基因，能够有效避免患上花叶病。
不过，绿色和平2009年4月发现，尽管农业部当时只批准了在广东进行一个转基因木瓜品种的商业化种植，但海南也已大面积非法种植转基因木瓜。有调查显示，在国内各大超市中，转基因木瓜已经占到了90％以上。
非法转基因水稻泛滥
2009年11月，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牵头研发的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中国第一张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也是世界上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此举曾一度让外界认为中国将是全球首个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国家。但时至今日，中国还未允许主粮（水稻、小麦、玉米等）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电话采访时，转基因水稻专家、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林拥军教授称，不同于美国只要发放安全证书后就允许种植，在中国，“安全性和品种选定是两条线，取得安全证书后，该转基因（水稻）品种是否适合生产还要经过种子部门等的审定，不光要从抗虫性还要从丰产性等各方面进行考量”。
如此，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种植或转基因大米在市场上销售即属违法。
然而，早在上述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发放之前，市场就已发现售卖非法转基因水稻。据绿色和平组织对本刊记者介绍，其于2005年的两次调查发现，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就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评的转基因水稻，并将源头指向了正在研究转Bt基因抗虫水稻的华中农大教授张启发的研究团队。其中，在第一次调查报告中，该组织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则最少为2万-2.5万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万-1.25万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2010年，绿色和平的再次调查亦发现，在湖北和湖南等地仍旧存在违法转基因稻种的销售，第三方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转基因稻种的品系为Bt63，正是张启发团队研发的品种。该组织同时在广东、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浙江、江西、海南和香港等9个地区抽检的43个大米样品和37个米粉样品，也有7个大米及米粉样品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其中2个属于Bt63转基因品系。
此外，在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中，“非法转基因”也被屡次查获。今年6月6日，欧盟发出《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称在输欧大米制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而自2012年开始，欧盟已经19次通过预警通报指出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
而在同样未获准商业化的转基因玉米方面，或存在着类似情形。2010年12月16日，农业部发布第1504号公告，清退了27个玉米品种，其中登海3686、中农大236、中农大4号、铁研124等四个品种就被知情人士指出系转基因品种。据媒体引述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透露，违规商业化玉米品种在四川、湖南、贵州、辽宁、吉林等省种植面积多达几十万亩。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销售渠道也已遍布南方十多个省，并已形成规模化种植。
卢宝荣教授对记者表示，中国分散的小农生产相较国外大农场作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困难。在没有获得安全证书以及批准商业化之前，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发生混杂、污染，是监管不到位的表现。目前国家也加强了监管力度，比如自去年开始的由农业部等四部委组成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联合大调查。
林拥军则在认同“科研机构应控制转基因水稻及种子不流入市场”的同时，更多强调“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已经发放了安全证书，就表明它（转基因水稻）在安全性上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存在所谓污染问题”。
进口大豆是“重灾区”
尽管中国从未批准在境内主粮作物领域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但进口转基因作物是允许的。据记者查阅农业部网站公布的相关审批情况，自2004年以来，农业部已先后批准了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等作物的进口安全证书（该证书有效期为3年，最近一次审批在2012年5月8日），作为加工原料。
目前，在中国食品市场上，最常见的转基因食品是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后，大部分流入外资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一些进口大豆还被加工成了大豆蛋白、卵磷脂，部分玉米淀粉也可能来自进口转基因玉米，包括进口转基因甜菜加工成的糖料都有可能出现在食品当中。
据中投顾问发布的预测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大豆进口量逐年攀升，2011年大豆进口量达5263.4万吨，对外依存度达80％，国内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其原因主要是国外转基因大豆价格低廉，出油率较高，同时中国对进口大豆门槛限制较低，只征收3％的低关税。
另据ISAAA报告称，2011年中国种植了3000万公顷的玉米，有1亿个玉米种植户，可能涉及4亿人口。但这些玉米却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这造成了饲料的大量缺口。2011年中国进口玉米175万吨，专家预计，今年将进口玉米300万吨，其中绝大多数是转基因的。到2020年中国缺口或达到1800万-2000万吨，如果全部进口，可以预期也将几乎全部为转基因玉米。
绿色和平王婧表示，无论对于国内转基因作物种植，还是进口转基因作物，中国都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监管办法，包括国务院于2001年5月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部于2002年7月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三个配套规章，但关键在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很大。比如，5大类17种农业转基因作物实施强制标识，但相关的检测监管不够，一些没有标识的企业并未因此承担法律后果。她还认为，进口大豆案例事实上是决策上的一个失误，是中国粮食安全和主权的教训。国家今后在做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决定时，应更多考虑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长期食品安全的考量。
不过，在一些技术专家看来，这却是中国转基因大豆研发落后导致的一个沉痛教训。林拥军教授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进口转基因大豆是转入了抗除草剂的基因，减少了人力成本，因此价格较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低廉，品质也更好，这种优势就是转基因技术的成果。应当从国产大豆产业萎缩上汲取经验教训，快马加鞭地去推进转基因技术研发。
对于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卢宝荣认为，其在生产国都已获得相应的生产许可，进口时又经过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等的科学评估，“在安全上没有什么问题。实施强制标识主要是给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并非说明转基因食品就是不好的。”
决策层态度转向
毋庸置疑，从来没有一项科研应用会像转基因技术这样，在中国引发如此强大的反弹，泾渭分明地撕裂为相互争执不下的两派。
反对者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其博客中称，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稻增产问题；转基因至少存在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和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消除途径不确定等三方面风险。他更直指，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其利在“商”——在这个无形利益链中，科学家、专利持有人、种子公司、转基因专用农药和肥料公司等，都将目光盯在了商业化后的巨大利润上。
王婧也对记者表示，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定论。“像抗虫棉，在种植多年之后，我们就发现它的次生虫害爆发得比较严重，反而增加了农药用量。在江苏盐城，转基因棉花种植近年来就已出现减产绝产的现象。在潜在风险不明的情况下，不应贸然将转基因研究成果投入市场。尤其稻米是13亿人中国人的主粮，更需谨慎。”
而在林拥军眼里，转基因水稻通过减少虫害损失，能够提高6％-9％的产量，未来还会转入一些直接提高产量的基因。“不能要求任何品种转基因作物一步到位做到最完美。外界显然对于转基因技术要求过于严苛。”至于次生虫害问题，“任何改良品种都可能存在类似问题，任何一种转入的基因也不可能永远有效，后续还会进行改良。科学正是这样发展的。”他还称，关于转基因的非议都是“伪命题”，“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农业，转基因商业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应抢占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前沿。”
卢宝荣则认为，“没有绝对安全的遗传技术。转基因上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则，case by case，亦即个案原则，每个个案都有其特殊性。同时，转基因应用主要着眼‘两害相权取其轻’，像转基因Bt水稻，在食品安全上，相比农药残留的严重性，它是相对安全的。”不过，他也表示，在转基因主粮如水稻上需更加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
就目前而言，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积极反对者的声音似乎已经占据上风，中国政府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的迹象：在发放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证书之前，2008年7月，国务院曾批准投入资金达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10年1月的中央1号文件又强调，必须抓紧开发转基因新品种和大力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但2011年9月，媒体援引一位接近农业部的知情人士称，未来5-10年内国家将不会推行以水稻、小麦为主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最具标志性的动作是——2012年2月21日出台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