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犹如农业的“芯片”，与农业链条上其他环节相比，最晚踏上市场化改革路线，受外资企业冲击最大。这一轮的种业新政，目的很明确——十年时间，孵化出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集团，业内将其与《种子法》等同，视为拯救“民族种业”的猛药。
然而，对于新政的态度，有人摩拳擦掌，有人态度暧昧，认为要将未经市场洗礼的企业打造成航母，火候未够；甚至有人反对，一旦企业主导主要农作物育种并商业化，“会出大事的”。
种业积弊非改不行
回顾我国种业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国务院第一次就种业下发文件，至今已有50多年。而实际上，我国种业真正市场化仅仅10年。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农业部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张世煌将现代种业发展分四个时期，即前产业化时期、萌芽期、迅速发展期、成熟期。我国种业萌芽期达40多年，太长了，直到2000年进入迅速发展期，现在仍处在这个阶段。”张表示，只有实现跨国经营才标志产业转入成熟。
这期间，世界发达国家种子产业已成熟，尤其美国，跨国种业巨头悉数落户中国。它们看重的是我国种子市场巨大潜力———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市场规模由2000年的250亿元增加到目前的550亿元左右，专家预计，随着种子商品化率的提高，未来潜在市场总额将达到900亿元。
在与跨国企业横向对比下，我国种业斑斑劣迹日渐凸显，这两年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摆上台面公开探讨，寻求解决办法。
种业问题不怕报道，希望媒体多揭露，才有助于解决问题。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如是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而种子管理局于9月初挂牌成立，设综合处、种业发展处、品种管理处、市场监督处，临危受命，旨在落实国家种子战略。
国内8700多家种子企业无序经营，品种多乱杂，竞争力不强，对种业现状稍有了解人士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马淑萍详细总结了我国种业发展症结，并在多个场合披露，毫不掩饰。
马淑萍介绍，种业问题首先表现在品种多乱杂，种业创新能力不强，虽已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品种多达13960个，但大面积推广4558个，仅占33%，而且大多品种低水平重复，突破性品种少。2010年推广超过1000万亩的品种只有9个，数千个水稻品种只有1个“空育131”为1151万亩。
其次创新能力不强。马淑萍分析，原因在于400多家科研单位育种资源不能共享，项目经费分散重复，基础研究薄弱，育种模式落后，成果评价体系不科学，育繁推脱节。第三企业多小散，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是因为入市门槛低、缺乏核心竞争力、竞争起点不同导致的”。
最后，马淑萍还认为，种业基础建设弱，供种保障能力不强，而且市场秩序差，监督管理能力不强，有关质量案件、套牌、侵权无证经营、撬抢基地、未审先推、虚假广告等乱象很普遍。
政策强推产业质变
种业安全等同于粮食安全。可是，本身就患有多种并发症的种子产业，前有政策和体制障碍，后有外资企业穷追猛赶。改革是迫不得已，也迫在眉睫。
怎么改？谁能担当得起种子市场主力军？如何让数千小舢板与跨国种企竞争？敢不敢破育种“双轨科研体制”？
种种问题，个个都很棘手。需要理清的是种业问题根源，在张世煌、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佟屏亚等种业资深人士看来，无疑是现有的“双重利益”科研体制阻碍了产业发展。
从已经下发和预告即将出台的政策文件来看，国家锁定了“拯救”种业的主体——企业，不是科研院所办的企业，而是“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可以是国企央企，也可以是民企私企性质。这轮种业改革路线已明朗：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商业化育种、种子销售推广与服务交给企业。马淑萍认为，从传统种业到现代种业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我们正在推动。
2010年9月，农业部启动专项工作小组调研起草种业改革纲领性文件，2011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顺势出台，随之配合落实《意见》的种子管理局成立，配套政策正在陆续出台。尽管大中型种企、投资分析机构、研究学者都对新政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不同声音依然存在。
改革方向走得太偏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我国未来种业的发展重心不能寄托在目前市场份额还不到10%的商业化公司身上，“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却是，一个好的作物品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光靠钱是堆不起来的。如果这些公司二十年之后不幸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那我国的粮食安全怎么办？”
对如何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相抗衡的问题，郑风田给出答案，“公益型育种机构+国家高投入=低价良种供农民”。他分析，中国有特殊国情，小农、低粮价，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模式，不能片面去模仿欧美模式。大型种子“航空母舰”是需要高利润去支撑的，目前我国低粮价战略决定了难向农民收高种子费。如果只是扶持几个种子公司，那么到时候获益的就是少数种子公司，对农民、对科学家都不利。同时，“大量的种子科研补贴该补给谁？会富了谁？”
有业内人士认为，新政的出台是国内前十大种企游说“逼宫”的结果。政策动了科研院所的奶酪，也激起了科研界不少人士不满。10月23日，一场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组织，只允许受邀请的企业、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参加的“科企合作”圆桌会议在青岛召开，一位参会专家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有很多抵触情绪，好像政策实行以后不让大家搞育种了。”但愿意公开表态的专家并不多，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接受媒体采访认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让出这块阵地，期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他们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都、先锋留下了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然而，多次参与农业部门座谈会的原隆平高科刘石表示，按照中国种子企业目前的状况和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代表中国未来的种业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恰恰是中国种业改革的原因。面对外资企业的进入，我们也必须以企业竞争，而不靠是研究院所和大学来竞争。”
张世煌直接批驳郑教授的观点只是概念性的反对，缺乏调查研究，“他认为‘我国育种有一个很好的分工体制’，可恰恰就是这个分工体制出了大毛病，而且二十多年了都没有矫正过来。
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其实很明显，种业界对新政“拥护”者远远多于反对者，而且掌握种业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无不支持。但他们也隐约担忧，具体配套措施还未全部出台，各地实施是否会走样，新政落地效果能否达到预期难以估计。可就目前情况来看，种业风暴至少不会顷刻到来，改革注定艰难曲折。
对改革受益者—— 种子企业而言，不同企业对新政态度也不一。已发育壮大的企业拍手称好，而那些尚处在发育初期或小打小闹的企业却患上了“抑郁症”，9月25日实施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直接决定其生死。
中信证券研究部农林牧渔及食品饮料首席分析师毛长青分析，这些达不到政策设定门槛的中小企业，将有三种归宿选择：找大企业合作；几个小工企业加一起，攒一个“大企业”；退出市场。“我们预计，多数中小型种子公司，会选择第一种归宿，主动找大企业合作的概率较大。”
“被迫淘汰的将只是那些在竞争中行为不规范，谋取不当利益和在市场经济中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公司。”张世煌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没有自己特色，又不愿意转型，只有死路一条，其实小
公司可以同大企业合作或者以各种方式整合资源，“所有的企业都有适当的出路，关键看怎么改变自己。”
新政出台后，佟屏亚认为全国种业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不同利益集团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和愿望，积极行动起来。他注意到已出现的现象有，一是央企老板急兼并，中粮、中储粮、中化、中农资等央企老板，试图以资本兼并、收购、控股、联合等方式进入种业，建成种业“龙头老大”。二是上市公司抢品种，有一家科研单位玉米品种还未审定，就有3家上市公司抢购品种经销。三是规模大的企业不一定有好品种， 规模小企业可能有优质资源， 促使“ 育繁推一体化” 企业重新定位、合理转型、配置资源； 四是中小公司忙联合，有社会背景，有营销地盘，刚购买品种经权的地方公司，拟组织4-6家资产5 0 0 万元的公司联合（ 注意不是整合） 起来， 先进入注册“ 门槛” ， 再见机行事。
然而， 据中国种子协会统计，有2386家公司经营许可证在2012年9月25日到期，占经营许可证发放总量的34.9%。南方农村报记者了解到，已到期或在半年内即将到期的企业已在2011年9月25日提交更换许可证申请，也就是说大多数企业的经营许可证可持续两三年，甚至四五年。有业内人士认为，种子企业数量在短时间不会减少，无序竞争的局面将难以快速改变。
但随着种子市场执法力度加强，品种侵权查罚趋严，从长远来看，毛长青认为，龙头企业有望成为行业整合主体，而具有一定实力的中小企业的整合能力也较强，“谁的整合速度越快，获得的有效并购标的越多，就能获取即将形成的新市场竞争格局下的先发优势。”
张世煌认为，要扭转科研人员对新的育种模式看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需要忍耐，“或许要等到一大批老专家退休后，观念才能转变过来。”
（李晓芬，易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