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在了田间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水稻科技工作者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到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产量在矮秆良种的基础上又增长20%左右，水稻平均亩产量升至400公斤左右。
也就是这段时间，李开斌和他的岳父，前前后后引进国内外水稻品种上千份，进行水稻杂交育种试验，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云南海拔较高，气候条件特殊，外来的品种来了之后并不适应这里的条件，所以要自己研发能够适应当地气候海拔的杂交稻。”就这样，李开斌和他岳父，开始了掉在田间的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开斌和他的水稻研究团队，每年顶多能获得几千元的项目资金。“资金少，意味着我们想要种三亩水稻做试验，不得不改为只能种一亩。”
云南地区每年只能种植一季稻谷，为了能够加快试验进度，李开斌的团队在农科所的院子里面，搭建了一个100多平米的温室大棚。
1987年，刚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的阮文忠抱着“每天穿着干净的衣服，在实验室里做试验”的梦想来到农科所，首先让他失望的便是这个没有多大科技含量的温室。
“没有多大科技含量，屋顶是用透明的玻璃或者塑料薄膜搭成，窗子还是木质的。”阮文忠还记得，每当温室里种上了稻谷，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要把窗子打开通风。每天下午太阳落山之后，还要将窗子关上，避免冷风吹进来秧苗冻死。“那时候，还没有自动控温设备，温室内必须保持35摄氏度左右常温，基本上靠李老师和邓老师的经验。”
这是一个需要具有长期经验的活计，和阮文忠一样，很多刚来的小伙刚开始都没有“资格”进入温室进行水稻杂交。
在配制杂交组合的时节，每天早上7点钟前李开斌和他的岳父就要进入温室。“秧苗每天11点左右开花，要赶在这之前，将每颗谷粒的颖壳剪去三分之一，将花苞里面的花粉抖掉，然后再用一个纸袋将花苞包住，防止串粉。等到下午1点到3点水稻花开了，再将父本的雄花花粉抖到母本的雌花上。”
温度将近40摄氏度、湿度超过70%的温室里，李开斌每年需要待一个月。如果其中一天去得晚了，这一天的试验也就结束了；如果在授粉中，遇到了已经开苞的花粉，这株稻谷基本上也就丧失了试验的意义；就算授粉期间，如果纸袋没有包好，也可能面临授粉失败……
那时，电脑还没有推广，农科所内为数不多的手摇式计算机成了李开斌团队中最高级的设备。很多材料都由手摇式计算机计算和打出来。
这一切的努力，使得“楚粳3号”问世。
1987年，“楚粳3号”被省农业厅审定合格，并且大面积推广，这是“楚粳系列”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的品种。
据常年从事“楚粳系列”推广的楚雄州牟定县农技推广中心推广员储庆龙介绍，因为产量高，1992年，“楚粳3号”在牟定县推广面积和亩产均达到顶峰推广3万亩，每亩产量550公斤左右。此时，整个牟定县水稻种植面积共为9万亩，平均亩产400公斤左右。
困难的日子
“楚粳3号”的大面积推广，并没有彻底改变当地农民吃不饱的现实。据储庆龙介绍，90年代中期，虽然有很多农民种植了“楚粳3号”，但是山区和半山区的农民仍会有吃不上米饭的日子。彼时，我国的水稻育种界提出以利用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为主的超级稻计划。李开斌也跟上了这个步伐，只是他遇到了不少困难。
据阮文忠回忆，那时候政府划拨的经费不足、温室设备差，使得试验的误差很大，“楚粳系列”研发的速度很慢。农民开始由产量关注质量，使得“楚粳3号”推广面积逐渐减少，也困扰着李开斌。
1997年，李开斌“一年做多次”的请求得到批准。在楚雄收了稻谷后，他带上种子坐火车直奔海南，把租来的地用篱笆拦着做试验，等那边收获完，又回楚雄播种。
“那时候各省的农业专家都汇聚在海南三亚，大都是利用海南特有的气候条件进行多季节栽培，研究出超级稻是这群人共同的梦想。”阮文忠也曾与李开斌共赴海南，两个人11月份去播种，等到3月份收割之后再回到楚雄，期间一直待在租住的房子里面。
人手大多数时间都很紧张，只得请当地的黎族，但黎族人要价很贵，使得经费变得再次紧张。而当地人喜欢放养家畜，稻田也常常被入侵，“损失有时候也很严重，很烦。”李开斌回忆说。
回到楚雄之后，李开斌开始播种。青龙桥试验基地内，每块田长度150米，插秧之前，必须得把田赶平，种出来的水稻长势才稳，李开斌将这称之为赶田。来回300米的路程，水稻栽培站共计6个人，每次赶田他都能得第一名。
1999年，刚毕业的徐家平加入到这个团队，主要负责考种。“那时候一台精密的质量测量仪需要数十万元，只有省农科院才有。”没有精密的仪器，徐家平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只能采用眼睛看、嘴尝这种全凭经验的方法选种。25亩试验田里有100到120个组合，每个杂交组合有2500株，近30万株的秧苗大部分都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李开斌去选。
“收获之前，将指甲留好，等到收获之后，指甲都翻开了。”据李开斌回忆，除了翻开的指甲，常年用右手扒开高达一米五的稻梗，使得右手也患上了关节炎。
李开斌有一根用竹子做成的“金箍棒”，长约一米五，每隔10厘米就有一个刻度。赋闲时，它躺在田埂上；繁忙时，它跟随李开斌一起走进田间。“一来用作进田时做拐杖，二来可以把秧苗扒开，还可以测量秧苗的高度。”这样的“金箍棒”李开斌已经用了3根，现在的这一根还是10年前做的，因为浸水严重，棍子的下半截已经烂了近10厘米，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更换的意思，“用得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