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导师
水稻种植和收获的季节是最繁忙的日子，要育种、选种，还要生产，为了节省从基地回到位于3公里之外这段时间，他选择住在基地一栋三层楼高的生产房内。“用几块木板随便搭了一个床，三个石头一拼就可以生火做饭。”除了偶尔抱怨洗澡条件太差之外，其他的他并不在意。
但刚来的年轻人却有点受不了。抱着在实验室里面做体面工作的阮文忠，开始了与梦想相反的日子下田，不停地下田。而李开斌近乎苛刻的要求，也使得阮文忠和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刚来不久就有离开的想法。
阮文忠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写报告时将一个小数点写错了，李开斌看到之后语气很强烈地批评了他：一个小数点，可能关系到整个研究，今晚加班把这个重新再算一遍。那时的阮文忠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认为这不算多大个事，而加班也使得他内心很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去加班了。”
有一次在试验田里检查秧苗，团队中另外一个小伙子在检查完之后说：没有病虫害。李开斌又检查了一次，但他的结果与小伙子的不同。“当时语气很重地批评了他，说一个病虫害，也许关系到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阮文忠回忆说。
“一个品种的研发，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如果其中出错，可能前几年的研究全都毁掉。”李开斌说，水稻研究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如果不严谨，几年的成功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累是常态，唯一能让他们欣慰的是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效益，“每个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只要有成果，就能得到很多奖励。”徐家平很喜欢这样“有苦有乐”的日子。
楚雄州农科所的门口至今还挂着两块牌子：楚雄州农业科学研究推广所、楚雄州农科所水稻育种栽培站。两块牌子、一个团队，意味着李开斌既要做研究、又要做推广。
“每次收完之后，有部分稻谷要打包好，送给已经订好的农民，这些打包生产的过程全都由我们来做。”为此，李开斌在收割后的几天，晚上基本上都没有时间睡觉，对于这种将研究、生产、销售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他并不是很在意，“研究出来了，不推广，也没有任何作用。”
但徐家平并不赞同这样的方式，“每天做研究和试验就很忙，还要去推广，耽误精力。”
不过两人之间的“矛盾”没有持续太久。2006年，农科所决定将团队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剥离出来，专门负责打包生产，推广则交给各地的农科所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