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生物育种发展的成绩与经验
1、我国抗虫棉的研发是依靠创新驱动，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的成功事例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棉花生产因棉铃虫危害每年经济损失达百亿元之巨，数十万吨剧毒农药应用不仅收效甚微反而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和人畜中毒事故。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国科学家坚持自主创新，终于研究成功转基因抗虫棉，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仅用10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内棉种市场占有率的逆转。截至2009年，我国审定的抗虫棉品种超过200个，棉花主产省抗虫棉种植率接近100%，累计增加产值超过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杀虫剂用量减少了70-80%，棉田污染指数下降21%，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抗虫棉的应用不仅基本控制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还有效减轻了玉米、大豆、花生、蔬菜等作物上害虫的发生，总受益面积达到3.3亿亩。此外，抗虫棉的开发还有力促进了我国生物育种研究领域的拓展，创造了产学研结合的育种创新和产业开发的新模式，带动了棉花产业结构的调整。国产抗虫棉技术现已走出国门，向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转让，在国际生物育种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
2、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已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果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育种先后被列入863、973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一直是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特别是2008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以来，进展喜人，成效显著。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发掘、遗传转化、良种培育、产业开发，应用推广以及安全评价等关键环节在内的生物育种创新和产业开发体系，转基因作物自主研发的整体水平已领先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已拥有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逆等一批功能基因及相关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棉花、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生物育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势；目前已获得三系杂交抗虫棉花、饲料用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抗虫玉米、高产优质棉花、药用血清白蛋白水稻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产业发展巨大潜力、可与国外公司抗衡的创新性成果。此外，创世纪、奥瑞金、大北农、中国种子集团等一批创新型生物育种企业先后诞生与发展，成为我国生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和现代种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生物育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近年生物育种产业化停滞不前
在充分肯定我国农作物生物育种成绩和经验的同时，应该看到：主要由于受到国内外所谓“转基因安全”争论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放慢了。我国是世界上率先发展农业生物育种的国家之一，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度居国际前列，但近年已落到巴西、阿根廷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尽管国内外大量研究和实践已充分证明转基因安全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但我国在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推进上却犹豫不决，存在一些不确定、不协调因素。例如，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获得安全证书已逾3年，至今却因品种审定办法迟迟不能出台而无法走向推广应用。又如，我国进口转抗除草剂基因大豆、转抗虫基因玉米数量近年快速增长，转基因食品已走进千家万户，但对国内自主开发的同类产品却因担心引起“安全”争议而不敢推进。再如，我国转基因重大专项已获得一批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要成果，却得不到加快开发的持续有力支持。以上矛盾现象的存在说明产业化推进不力已成为当前影响生物育种创新的主要瓶颈。我国农业生物育种的发展已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2、社会上所谓“转基因安全”之争本质上并非学术之争
事实表明，国内外“转基因安全”争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应当指出，目前国内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因对转基因技术比较熟悉或了解，绝大多数持赞同和支持态度。其它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中确有少数专家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但其中不少人也声明并非反对先进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个别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这也属于正常现象。如同一切先进技术一样，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然而，应当高度警惕的是：目前社会上确有极少数人利用消费者对专业知识和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处心积虑地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反复炒作已为国际科学界严格检验而多次否定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甚至恶意编造、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以制造虚幻的恐怖，欺骗公众和社会舆论。这些人或因陷入认识偏见而难以自拔，或只是想用反对转基因做幌子，将技术问题政治化和社会化以干扰政府决策。因此，目前国内在转基因问题上所见到的种种乱象从本质上讲已经不是什么学术观点之争。如果不加分辨，任其发展，将会使生物育种错失发展良机，延误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