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陈丽丹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长期从事食品毒理和食品安全等研究工作，是营养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权威。
他注意到，现在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谣言实在太多，这是长期的科普宣传缺位造成的。他特别提醒，发达国家重视转基因科研且投入巨大，但却坚守主粮不转基因化的底线。
记者(以下简称“记”）：方舟子与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口水仗最近引发关注，转基因话题为何如此敏感？
厉曙光（以下简称“厉”）：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存在疑虑和担心是很正常的。在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他们主观上会认为当大豆被插入抗虫基因后，虫都不吃，人还能吃吗？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科研人员的担心是转基因技术实现了基因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不同物种之间的交叉跨越，比如，玉米里可能插入猪的基因、土豆里可能插入细菌的基因、草莓里可能插入鱼的基因等，这可能会带来伦理、安全、生态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忧虑。
不过，我也注意到，现在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谣言实在太多，例如，坊间流传多年的小番茄、甜椒等系转基因食品的说法已经被相关专业人员证实是错误的； 老百姓以是否被虫咬过的来判断蔬菜是否属于转基因食品也不靠谱；说美国人、欧洲人不吃转基因食品更是无稽之谈。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长期的科普宣传缺位造成的，导致现在社会上负能量的声音越来越大，有关部门应该或者组织相关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用权威的声音，将该领域的科研成果进行广泛的宣传，以科普的形式告知老百姓，不应该遮遮掩掩，这样不利于真实情况的传播。
记：转基因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有没有哪一方占优？
厉：对学术、科研人员而言，应该允许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观点的存在。转基因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对科学问题进行讨论、争论甚至是辩论是一件好事情。应该欢迎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以推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虽然用传统的检测方法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令人担心的是现有的科技水平可能尚无法发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虽然转基因技术在国内已经应用17年了，目前看来吃转基因食品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担心转基因食品的遗传毒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记：那么，转基因食品是否少吃为好？
厉：在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下，毒理学有一句箴言“剂量决定毒性”，这或许能提供参考。即便是营养素也是如此，比如蛋白质、脂肪等摄入过多对健康也有危害！我认为，任何物质将摄入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太会对人体产生毒害。我个人也是这种态度，不必将转基因食品视作洪水猛兽，转基因食品也不是毒物、毒药，如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心存疑虑，那么，可以参考“被动地吃、少量地吃、有选择性地吃”这三个原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在转基因食品上明确标识非常有必要和重要，应该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欧美国家对转基因食品都有严格的标注规定，以便让消费者自行判断选择。让消费者明明白白选择，而不是感觉被蒙在鼓里。健全和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和规范化的工作，是一个对广大消费者的科普过程。与此同时，我觉得应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控制转基因产品的种类和流通渠道，让转基因食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使用。
记：转基因食品的监管问题是不是比安全争论更值得关注？
厉：可以这么来看，因为转基因食品在监管上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首先，肉眼是无法辨别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的，鉴定转基因食品需要通过基因检测的手段，花费大、时间长，实验操作上也较复杂，所以，这会造成监督管理上很大的难度。
其次，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监管本身存在很多的漏区、盲区，普通食品的安全问题都管理困难，监管转基因食品的难度则更大。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有一些转基因试验品的种子从实验室流入市场，偷偷摸摸地进行小范围的商业化运作，监管部门根本防不胜防。因此，如何严格控制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和流通渠道，有关部门应该拿出可行的办法。
记：美国是不是已经普遍接受转基因食品？
厉：虽然国外的研究人员对转基因食品也分为安全和不安全两派长期争论，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研发却不遗余力，美国作为转基因技术的“发起人”，其生产的大豆90%都是转基因大豆。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重视转基因科研，投入巨大，但却坚守着主粮不转基因化的底线。例如美国人的主粮是小麦，美国农业部从未批准生产转基因小麦，尽管这一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国外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一方面，在转基因技术研究领域我国应力争上游，努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大米的转基因化和商业化种植应慎之又慎，因为大米是中国广大老百姓每天都要大量摄入的主粮。
不必将转基因食品视作洪水猛兽，转基因食品也不是毒物、毒药，如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心存疑虑，那么，可以参考“被动地吃、少量地吃、有选择性地吃”这三个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