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他和课题组在国内率先利用自交不亲和系途径育成我国第一个甘蓝杂交品种“京丰一号”，从而结束了我国甘蓝新品种长期完全依靠从国外引进的被动局面。
他让洋白菜扎根华夏沃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蔬菜遗传育种专家方智远
《 农民日报 》（ 2013年10月28日 07 版）
方智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梅隆摄
本报记者 张凤云 文/图
甘蓝，北京叫洋白菜、圆白菜、东北叫大头菜，南方叫卷心菜，西南叫莲花白……然而就是这种今天看来普通的大路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城乡“菜篮子”的改善紧密相连。而方智远，从20多岁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始，就与甘蓝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决老百姓的吃菜问题，还得搞我们自己的品种
如今我们去菜市场，面对着几十、上百种可供挑选的蔬菜，或许无法想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的餐桌上有多窘迫。
“三四月份是‘春淡’，到五六月份菜又特别多，七八月份温度太高也没菜。品种少，总量也不够，要买菜都排队。”在农科院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方智远向记者讲起了一些记忆片段，“‘萝卜白菜半年菜。’就连大白菜也是定量供应，大家抢着去买。”
菜少是那个年代的显著标志，与此同时，国内种业发展的滞后也让蔬菜产业捉襟见肘。作为蔬菜主要品种之一的甘蓝，新品种基本上依赖从国外引种，除了价格高，种子质量和数量都难保障。
“当时有一个品种，老百姓叫‘黄苗’的，种植靠国外进口。1967年，两广、福建等地方将近100万亩甘蓝，百分之六七十都开花了却不结球。那老百姓都掉眼泪了。”跟着研究所的老同志连夜赶到了广东，看到地里一片一片抽薹的甘蓝，方智远心里很难受，“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觉得，解决老百姓吃菜问题，还得搞我们自己的品种。”
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很多人包括农场工人们忙着闹革命，方智远就和同事们到农村去，在农民的地里搞研究。住大队部，吃大灶，干农活。有时候几个人，有时候也一个人。大部分时间，方智远都会骑辆自行车，奔波在家与北京丰台黄土岗、海淀四季青等农村的试验田里，经常是一天几十公里，一年下来，一条自行车车胎都磨平了。
为了能够尽快繁育出国内生产的种子，北京、泰安、天津、大连等地的研究人员组成了协作组。“都一块干，谁有好的育种材料就拿出来大家一起用。按照当时山东农学院李家文先生提出的‘南选北育’思路，广东春天种，把选好的种子拿到北方繁种；北方繁育出的种子，再拿到南方试种，所以选育速度比较快。”谈起那段倾力合作的日子，方智远很开心。
1969年，我国终于选育出了可以同国外种子相媲美的国产甘蓝种子——“黄苗”，并且逐步在数量上满足了生产上的需要，但是年轻的方智远并没有满足。
“‘黄苗’是个常规甘蓝品种。当时国外已经大量使用杂交种。杂交种有杂种优势，产量高，抗性好，但不能留种，所以我们必须要搞自己的杂交种。”方智远说。
1970年，方智远和课题组开始着手甘蓝一代杂交种的研究工作。没有种质资源，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那段时间，方智远到处写信，听说哪里有好的种质资源就立马找过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了一批珍贵的原始材料。
有了材料，他又一头钻进了试验田：拿着铁锹、锄头，整地、播种，弯着腰，低着头，一棵一棵地给甘蓝授粉……为了更准确地筛选优良杂交组合，他们每年培育的自交系和杂交组合达到几百个。
农作物一般一年只能开一次花，育种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有时候做几千个组合，也不一定能选出一个好的品种。功夫不负有心人。1973年，他和课题组在国内率先利用自交不亲和系途径育成我国第一个甘蓝杂交品种“京丰一号”，从而结束了我国甘蓝新品种长期完全依靠从国外引进的被动局面。
“对于自己的品种，一定要看到它的毛病”
“京丰一号”一出来，便得到了菜农的欢迎，很快在大江南北推广开来，然而就在大家为此激动不已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方智远的面前。
“没想到这个品种产量这么高。一个球有小洗脸盆那么大，七八斤重。有一段时间，北京、天津，包括沈阳、石家庄大街小巷菜店里都卖这个品种。然而，‘京丰一号’是中晚熟品种，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容易烂，所以当时就想赶紧搞不同熟性的品种。”方智远说，不仅要春天种的，还要有秋天种的。
于是，在收获了第一个甘蓝杂交种后，方智远和课题组的人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并陆续育成了适于春秋不同季种植的报春、双金、秋丰等6个早中晚期配套的优良品种，从而使甘蓝在市场上能够四季常见。
“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丰产，解决吃菜问题，产量越高越好；后来就是品种配套，早熟的中熟的晚熟的配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解决病的问题。菜多了容易烂，不容易储存，品质也不好。办法还是从亲本开始，通过杂交的办法，搞抗病的品种。”方智远说。
在1985年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选育及其配置的系列新品种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前后，国内首批甘蓝抗病品种“中甘8号”、“中甘9号”和第二代春早熟甘蓝新品种“中甘11号”、第三代春早熟甘蓝新品种“8398”在方智远的主持下相继培育成功。
这些品种具有很明显的优质、丰产、抗病、抗逆等特性，比原来的主栽品种平均增产10%以上，亩产值增收200元。其中“中甘8号”和“中甘11号”两个新品种1986~1990年在20余个省市（区）累计推广21.06万公顷，经济效益达6.04亿元，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三代早熟甘蓝新品种“8398”，由于具有早熟性好、抗逆性强等特性，1993~1997年在28个省市推广22.5万公顷，累计增加社会经济效益7.17亿元，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菜的品质要求也与日俱增。“就是不仅要高产、稳产，还要品质好、卖相好。老百姓喜欢绿颜色的，所以要选颜色发绿的；里头的芯不能太长，太长了就会影响品质；还有切开以后里面那个结构要好看，比较均匀。”方智远介绍说，一个品种很难十全十美，对自己的品种不仅要看到优点，还一定得看到毛病，然后考虑如何改善它。像“中甘21”这个品种品质非常好，但是它的抗病性不够。
2006年前后，为了提高杂交种的纯度，方智远又带领课题组进行了甘蓝雄性不育系的研究和生物技术育种。“原来的自交不亲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杂交率达不到百分之百，而且得人工授粉。通过雄性不育系培育，杂交种的纯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还可以通过蜜蜂来授粉。”方智远告诉记者。
“农民全心全意支持你，你得给农民干点事”
方智远的办公室，被十几个偌大的玻璃罐子占据了1/3的空间。积攒了十几年的数千份甘蓝种质资源，被很仔细地裹成小包，密封在干燥器内。衣架上常年挂着一顶草帽、一件雨衣，是随时准备下地用的。
“天天跟土地、种子打交道，这都习惯啦。”方智远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农民那份割舍不断的感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天，北京下大雨，方智远把家里的孩子安顿好，就急忙骑着自行车往试验田里赶。一路上余震不断，自行车“蹦蹦蹦”地响，路边的电线杆还在晃荡，方智远也顾不上害怕，只想着赶紧去看看地里的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苗子都淹了，农民还在地里排水，把苗子捞起来。”方智远说，“多好的农民啊，他们全心全意支持你，你得给农民干点事。”
为了将好的品种推广到农民手中，方智远和同事们经常下农村，办培训班，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制种，如何栽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跟农民共享。这些年来蔬菜花卉研究所在全国设立的十几个甘蓝新品种示范基地、30多个良种销售网点，方智远和课题组的同事跑了个遍。
“和蔬菜产业有关的劳动力大概有七八千万到一个亿，种菜、贩菜、卖菜、加工等都牵涉到劳动力的安排，也牵涉到农民收入。”除了育种，方智远还特别关心农民卖菜的价格，“甘蓝5毛钱一斤，农民一亩地就能卖上三四千元。种菜比种粮风险大，成本要高，用工量也大，而且很累，收入太低，农村里的劳力就不愿意种菜啦。”
“有这种责任感，就能支撑着你走下去”
记者发现，方智远的办公桌下面放着一个刚摘下来的冬瓜，样子很别致。方智远说这是他到云南去，发现一个地方品种吃起来特别面，就想到北京有一种冬瓜叫“一串铃”，结果特别多，就想拿回来杂交一下看看效果。
脚踏实地，处处留心。几十年来，方智远是带着一份责任在做育种工作的。“活在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能尽职职责，国家就好办了。”他说，“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就能支撑着你走下去。”
近年来，随着国外种子大举进入，方智远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虽然目前蔬菜种子的80%还是我们自己的，但是需要努力的地方确实很多。”他认为，振兴民族种业，真正做到产学研的结合很重要。“这就是年轻一代人的责任了。”方智远说，“我们现在就是把他们扶起来，给他们担责任，给他们提供条件，放手让他们干。”
除了自己带头干，方智远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悉数传授给了年轻人。1995年，他又把所获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奖金10万港元全部捐给研究所作为科技奖励基金，以表彰那些在蔬菜花卉领域有所贡献的人。
“搞育种的关键是看你的品种怎么样，受不受农民欢迎，能推广多大面积，能为农村为产业发展做多少贡献。”他说他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够把育种当成一种事业、一种责任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