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各国对于转基因政策的制定是严格还是宽松，在“挺转”和“反转”两派有着截然对立的论述。本文仅从记者个人与从事转基因研究的国内和美国华人科学家的接触和情况出发，试着探讨国内转基因研究本身、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主体和生物技术发展三个层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境。
■ 在美国做生物研究的中国面孔
孟山都公司最大的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位于圣路易斯市，这个以“西进之门”闻名的美国中部地区，现在则以农业闻名。孟山都这个传说中的跨国种子巨头在当地占据了不小的面积，自成一派。参观的过程中，最令记者惊讶的是在实验室、会议室甚至走廊里不断出现的华人或亚裔面孔。
MAO CHEN是其中之一。初见面这个小伙子以为是个ABC（编者注：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立体的五官，健硕的身材一望而知有常年健身习惯，中文夹杂大量英语单词。
在解释了一段什么是抗虫蛋白的背景之后，这个来自中国山东的小伙子兴奋地向我们“秀”起了他参与研制的机器人——比人工效率提高了无数倍的育种筛选设备。
虫害是影响玉米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有效防治害虫，人类的努力经历了最初的人工灭虫，到使用化学农药，到今天的现代生物技术——从大自然中筛选抗虫蛋白转入玉米（抗虫蛋白中最著名是 Bt 蛋白）。科学家们在装有害虫人工饲料的96孔测试板里加入不同的抗虫蛋白，然后在每个小格里接种一只玉米螟虫，通过虫子的存活状态判断哪种蛋白可以更有效抗虫。害虫接种过去是由工作人员用小毛笔亲手完成的，效率非常低；而今天通过高通量机器人则能以大约每秒每格的速度快速而精确地进行害虫接种。
“找独特、有效的蛋白越来越难，因为很多的研究团队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已经找了很多年”。 MAO CHEN 介绍，孟山都公司在转基因玉米工作上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和强大的科研队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迅速在转基因玉米技术方面占据领先优势，随后通过其贸易优势向全球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器人设备是由MAO CHEN和团队成员提出设计方案和需求，再由该公司自有的机械工程部门打磨制造。这个部门除了接受内部自主研发的“订单”，也会对一些从外部机械商购买的设备做改良和优化。“据我所知，目前只有我们有这样的设备。”MAO CHEN说。
当记者问到，“这设备会卖给其它公司或国家吗？”
“不会！”MAO CHEN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参观全程，记者被告知在实验室中不允许照相。MAO CHEN告诉我们，如果是竞争对手，则不会被允许进入实验室。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放弃专利申请，以防止核心技术和设计外泄。
在《福布斯》杂志2012年评选的世界最创新公司中，孟山都公司排名第十，在《科学》杂志评选的科学职业最佳公司中位列第五。
全程陪同记者的另一位来自中国的生物学女博士说，她花了不到30万美金在附近购置了一处100平方米左右的住所，屋后就是森林，“晚上有小鹿到家里来睡觉”。
作为孟山都公司全球法规及科学事务主管，同样来自中国的高勇则有更宏观的评价，他认为，由人口增长、可耕地贫乏带来的粮食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对农业科技创新非常重视，但是农业生物技术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国不断有政府、科学界和企业代表赴美调研，“每个月都要接待几拨”。
和高勇一样是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来自中国、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胡晋生，任职于风景宜人的美国东海岸夏威夷大学的植物病理学教授，同样在被记者追问是否了解“千人计划”等国内大阵仗引进海归的政策时，意味深长地说，“国内的科学家没有生活——工作是工作，生活还是工作。”“不过呢，国内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很大！”他很快补充道。
听说过中国内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受到的攻击吗？每一个被问及的华人科学家都会露出严肃、费解、欲言又止似乎不知从何说起的表情。
■ 国内的转基因研究科学家们
与华人科学家在美国的高校、大型企业里研究转基因和生物技术如鱼得水的境况相比，国内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是另一番境地。
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的媒体上，对转基因安全的讨论近年来持续进行。而在国内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更有极端的声音指责农业部和从事转基因的科学家是“汉奸”。
70多岁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即被列为其中之一，他曾任所长的该院技术研究所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内率先掌握了抗虫棉的关键核心技术，打破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在世界上第一个获得了Bt杀虫基因的专利权的垄断局面。
要知道，孟山都公司在1998年已抢先占领了植棉大省河北抗虫棉市场份额的85%，同时在当时中国自主研发的抗虫棉还不被中国本土市场信任的节点里，向中国提出抽取利润60%的基因附加费等技术合作条件。由此国人才痛下定决心加速抗虫棉的产业化，此后打破了孟山都公司“三年占领华北，五年占领中国”的计划，也保有了今天国产抗虫棉占领中国本土市场同时还能出口巴基斯坦等国外市场的局面。
近年来黄大昉还在为转基因技术奔走呼喊，几乎不缺席任何一个和记者交流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曾数次哽咽。在9月的一次“转基因玉米试吃”活动中，他特意恳请在座媒体和网友不要公开透漏中国农大转基因玉米的试验田所在地，因为不久前菲律宾发生了极端“反转”人士烧毁试验田的事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2010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做报告时，遭遇反对转基因人士“砸场”并被称为“卖国贼”。那之前的2009年，农业部为其研发的含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颁发了安全证书。华中农业大学是中国目前唯一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单位。
几天前，张启发邀请媒体和网友试吃其自主研制的“黄金大米”，其团队的林拥军教授更声明自己“从1999年以来已连续14年吃转基因大米至今身体无恙”，希望以此证明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
“我们用了11年的时间去申请这两张证书，现在觉得离商业化种植的道路更加远了。”张启发难掩悲观和辛酸，“证书明年就到期了，相关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出台，再申请有什么意思。”他甚至私下对记者感慨，“如果一件事你明明知道是对的，而不能坚持，你会觉得更痛苦。”
按照《种子法》严格的审批程序，在安全证书之后，还须经过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等阶段，最后才是商业化种植。
张启发认为，单从技术来说，中国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比肩美国，但商业化运作落后很多。这与此前高勇的评价相吻合。虽然在美国，研发企业、行业协会同样抱怨美国的监管部门审批太慢。
事实上早在媒体试吃活动的三个月前，张启发等61名两院院士已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他们认为，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在建议书中他们写道，“要为转基因水稻制定产业化日程”。
即使处境艰难，这些年中国科学家们在转基因技术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数据显示，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获得上百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水稻基因组及重要功能基因克隆研究居世界先进水平；建立了水稻、玉米、棉花等作物的转化技术平台；此外，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目前已培育出转基因棉花新品种55个（国审），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的研发被认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研数据和预测，未来10年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成果的比例将在全球版图中大幅提高，呈现追赶美国之势。
■ 七部委推进专项生物技术人才规划
前些年在国内的生物技术圈流行一个夸张的说法，“学生物最优秀的人都出国了”。
数据显示，在1978年至2011年期间，生物技术领域有超过58万的中国学生到海外深造，但仅有约15万人回国，约占留学总人数的25%。由此导致无论是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工作的总体人员数量，还是尖端人才数量都呈现缺失状态，2011年中国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工作的仅有约4万余人。
为此，2012年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里，科技部、人社部、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以期推进生物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一年后，根据中组部公布的最新数字，去年一年回国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7%。虽然其中并没有对具体学科的海归数字作更多披露，但官方认为，总体上国内已经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留学人员回国潮”。
孟山都公司一位40多岁的华人科学家也向记者证实，“这些年回国的也不少。”
《规划》披露将分两个阶段建设中国的生物技术人才队伍，每个阶段为五年。计划2020年的时候可以培养和造就“3-5名国际顶尖科学家”、“30-50名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人才”，以此占据中国在全球生物技术的战略制高点。多位生物技术专家呼吁，“大豆我们已经失守了，大米不能再重蹈覆辙。”
2013年10月，华中农大披露农业部正在进行转基因大米猕猴喂养实验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