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旷日持久，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意见表达极度情绪化，与粮食稳定和食品安全的高度相关，使得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愈加针锋相对。从”黄金大米”，到61名院士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农业部进行转基因实验，争论愈演愈烈。
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否安全，对环境有没有影响，甚至有人将这个问题与粮食安全联系起来。自1996年实现商业化发展以来，转基因可能是农业史上最有争议的技术。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能缓解资源约束、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产品品质；反对者则从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知识产权安全等方面提出质疑。
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采访中，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双方都是该领域内的学者专家，这说明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目前还没有定论。科学层面之外，对于社会问题和自身安全的关切，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根源。
“谁知道基因是什么？”
“谁知道基因是什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白书农在公开课上问大家，偌大的教室内几百名同学们面面相觑，惊讶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同时，似乎也很难做出解答。在这堂“转基因食品的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的讲座开始之前，助教向每位同学发了一份调查问卷，有六个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基因的定义也成了这场讲座的开场白。
“高中课本中说，基因是一段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一位同学站起来回答。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得到了老师的认同。但是，对于这堂公共课中的大多数文科生来说，回忆“遗传效应”、“DNA”的定义又谋杀了不少脑细胞。
有意思的是，说起转基因食品，教室内忽然又热闹起来，争相向老师发问，诸如““黄金大米””、“转基因实验”等等问题接踵而来。
大家在还对转基因基本概念都不了解的时候，却对“转基因食品”如此感兴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白书农教授演示了他的课程幻灯片—“有关当前转基因食品作物争论的另类思考”，其中就给出了答案，转基因食品争论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还是社会理念问题；关心社会问题与自身安全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民以食为天，转基因食品归根到底还是吃的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要真正的了解转基因，就要清楚我们食物的来源。白书农教授引用了一个数据，在30万种植物中，有667种成为了人类的作物，而只有五种成为了人类最主要的作物。
每一种作物由野生到被人类利用，端上餐桌，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还有许多巧合。白书农教授举了一个例子，稻子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最初稻子成熟后，稻粒会掉到地上，这样就容易被田中和空中的动物捕捉，而不易收获；后来它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导致成熟后的稻粒会继续包含在稻穗中，方便人类收割储存，就这样，它成了人类主要的粮食来源之一。
直到今天，从田间、到仓库、到市场、到餐桌，每一粒米和面都经历了无数的机缘巧合才变成了人们的食物。白书农说，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的粮食是净出口的，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国家制定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是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可以说，对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关注，就是对这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关切。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诚然，转基因食品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和储备，就像讲座中大多数同学并不清楚基因的定义一样，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识程度也并不相同。
不过，白书农教授认为，这并不妨碍公众关心转基因食品问题。他说，自己不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也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他经常对博士研究生说，你们不要只会做实验、搞研究，做完了把结果全都摆列出来，不管别人能不能理解和接受。你们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合适的方式展示出来，让他人接受。
一项真正有益人类的科学成果的出现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科院院士李振声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200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节的最高奖项。帮助他获得这一奖项的杂交小偃麦，是他经过几十年的科研结出的硕果。
转基因食品问题也是如此，研究者和学者不是在闭门造车，而是要以应用和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目前，无论是研究者、应用者都无法完全证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也是因此，央视名嘴崔永元才在微博上呼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一定要谨慎”。
这在科学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就对转基因技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提到了在科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DDT事件。
瑞士化学家米勒因合成DDT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4年，美国在意大利的许多士兵因使用DDT来扑灭传染斑疹伤寒流行病人身上的虱子而避免丧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评价说：“单独从疟疾病者，DDT可能拯救了5000万生命。”
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DDT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并可在动物脂肪内蓄积，甚至在南极企鹅的血液中也检测出DDT，鸟类体内含DDT会导致产软壳蛋而不能孵化，尤其是处于食物链顶极的食肉鸟如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几乎因此而灭绝。
与崔永元一样，蒋劲松认为，目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了解并不充分，对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无法预见。因此，不适合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中国为什么在该领域有大规模学者经商？
转基因食品的讨论如火如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业内人士、专家学者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在公开场合，被问到转基因食品问题的时候，他们以“不清楚”、“没听说”为托词，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什么呢？
白书农提到了一个概念，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利益分配格局。目前在美国都是以大公司为主导，进行科研开发。而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比较滞后。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这个行业在美国只有几家大型企业，却能保证研发投入；而在中国，更多的是像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种子公司一样的小企业，维持运营是它们的主要目标。
因此，在中国主要是以该领域内的研究者为主导，也由此产生了大规模学者经商的问题。一旦学者参与到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也就成了利益相关者。这是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无利不起早，这些身在其中的学者的结论也难免受利益左右，而缺乏独立性。
蒋劲松教授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在著名的转基因企业孟山都公司周围有一个利益相关集团，研究者由于与之有利害关系，而无法做出独立的判断。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这样的利益集团形成，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将遭到孤立，甚至遭受打击。
目前，这种观点只是一种推测，但是受众面却不小。领域内有些独立的学者，提出一点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观点，遭到了谩骂等语言暴力，这也是许多学者不喜欢评论转基因食品的原因。
转基因企业的一些“双重标准”也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不信任感增加。前段时间有报道指出，有跨国企业销往欧盟的转基因食品都有明确的标识，而在中国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却没有标识。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相关人士解释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还没有相关的立法。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已开始实行转基因标识制度，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并在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均需标识。不过，由于没有法律的规范，市场上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十分混乱，部分市售转基因食品没有明确标识，有的商家怕消费者知道后不买而故意不标，也有的不知道这些食品需要标识。
两个发达国家中的先知先觉者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存在着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在国外，这一争论尤甚。
绿色和平组织和瑞士的IngoPotrikus教授，两个围绕着”黄金大米”争斗的宿敌，被白书农看做是发达国家中的先知先觉者。“黄金大米”在中国掀起风波之前，就已经声名在外了。除了因为它所宣称的功能— 解决落后地区居民维生素A摄取不足，还因为它的发明人瑞士IngoPotrikus教授与“绿色和平组织”之间的恩恩怨怨。
1999年，瑞士人IngoPotrikus教授证明了”黄金大米”在科学上的可能性，在欧洲、亚洲一些地区准备进行种植生产。这时，绿色和平组织也着手了他们的反转基因运动，并且坚持了十几年。在湖南进行的”黄金大米”实验也是最早由绿色和平组织发现的。
白书农无意评价这二者的功过是非，他给对立的双方都冠以了“发达国家中的先知先觉者”这个称号。“我与Ingo教授有私交”，白书农说。他了解的Ingo教授，衣食无忧、生活优裕。瑞士是一个发达国家，那里生活的人们并不缺少粮食，孩子们也不用担心维生素A的摄入。可是Ingo教授却始终坚持他的”黄金大米”实验，是因为他知道在世界许多地区，还有人吃不上饭，由于维生素A的缺乏，每年有许多人患上干眼病、失明甚至死去。
对于绿色和平反转基因的行为，白书农也表示理解。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为了当下安全、后代安全，提倡自然至上。
如何对待目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白书农教授提到了一个理论— 供需关系的博弈中哪些环节是人类可控的？
一方面是我们仍然需要扩大粮食的产量，以维持生产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过度冒险，使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受到威胁。怎么办？他并没有给出答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