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崔永元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大洋彼岸，并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普通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怎样的？
位于芝加哥市West Madison大街沃尔玛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由玉米制成的零食，这里是顾客逗留时间最多的区域。“我总是想找到自己更喜欢的口味，”26岁 Diane说，她在芝加哥市的一家教育机构工作，“有时候，我也会看一下卡路里含量或者是有没有反式脂肪。”
在爱荷华州得梅因市的Target超市里，一个7岁的男孩推着推车，旁边的妈妈Grace抱着两岁大的孩子，他们正站在万圣节的糖果专柜前，“我希望孩子少吃些甜食，但是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被问到，她们没有考虑转基因的问题——“我听说过一些对于转基因夸张的说法，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教育的，我觉得那些说法不太可信，”Diane边说边拿起了自己小推车里的玉米片看了看。
在中国，有关转基因的争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国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也参与其中，成为“反转基因”名人。
10 月21日，崔永元在微博上声称，自己已经到达美国，开始对转基因进行调查。随后的微博记录了他的美国之行：在加州某地的沃尔玛、著名的连锁有机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以及洛杉矶当地的两个超市进行随机采访。他在10月25日发布的微博称：“这两家超市明确说，他们卖的食用甜玉米不是转基因的，而且从来没有卖过。至于油，营业员甚至掏出手机当场查询维基百科，然后说，噢，我们不会卖这样的油。”
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和产品生产国，美国之行没有改变崔永元“反转”的立场。
《财经天下》周刊也在同期来到美国，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采访，除了与美国农业、生物专家进行访谈，我们还走进美国的农场、超市、家庭、转基因公司和大学等，进行一线调查并体验了美国的“转基因文化”。
我们得出了与崔永元不一样的结论。
没错，美国的确有坚定的“反转”人士。10月18日，在这个深秋寒冷的早上，爱荷华州得梅因市平日里空旷的大街上因为世界粮食奖以及Borlaug论坛，变得拥堵起来，这里聚集了世界各地前来参与会议和论坛的科学家。这是“绿色革命之父”、 诺贝尔和平奖Norman Borlaug博士于1986年设立的奖项，意在表彰全球对粮食质量、数量和食用性等各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被认为是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今年是世界粮食奖设立27年来，首次涉及转基因技术。
就在会场不远处，由20多人组成的反转基因团体正在举着牌子抗议。“转基因”和“孟山都”不出意外地成为了抗议的关键词。他们戴着恶魔面具，要求“转基因滚出农业圈”。
抗议人群的组织者是一名职业活动家或者说行为艺术家——这与在中国“反转”活动有些相像。11月30日下午，148位北京先锋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在798艺术区组织了一场反转基因活动，用音乐、大字报甚至相声痛斥转基因的危害。
不同的是，在中国转基因被赋予了更多暗黑色彩，并与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大阴谋”、“亡国灭种的危机”、“第三次鸦片战争”听起来极具煽动性。孟山都这家占有全球70%转基因作物种子市场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则成为了反转基因人士的靶心，甚至被与“日本731部队”并列。
涉及到农业和食品，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一直以来都不仅限于科学界，在美国同样是如此。正如丹尼尔。查尔斯在《收获之神》一书中写到的：与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接受时更需要耐心。
但争论并没有影响技术本身在美国的发展和应用，也没有引发美国公众的恐惧。
相比中国，美国的官方支持态度更为明确。2013年世界粮食奖在爱荷华州的州政府大楼举行颁奖仪式，获奖者之一是孟山都的首席技术官Robert Fraley.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Kenneth Quinn在颁奖典礼上说：“他们的发明导致科学家把遗传特性转进植物，产生了更好的抗旱、抗高温、抗虫和抗病的特性。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环境有害的争论，那就是贬低我们授予的奖赏。”
1981年加盟孟山都后，Robert Fraley的研究重点是实用农业技术，并首次将一个抗性基因引入根瘤菌，使得转基因的快速筛选成为可能。孟山都在他的领导下将抗虫和耐除草剂这两项技术引入农作物，完成了转基因的商业化。由此，孟山都从一个化学公司转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种业公司，而对于转基因与孟山都的争议也就此开始。
“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和我的同行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转基因技术会受到如此大的阻力。得知获奖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基金会把奖颁给我们会受到很大压力，但是希望这个奖可以让人们理解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在颁奖之前，我们与Robert Fraley一起吃了早餐，在被问到获奖感受时他这样说。
你很难将Robert Fraley的形象与恶魔联系起来——他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老头，肤色发红、身材高大，如果不是穿着一身深色西装，看起来和普通的美国农场主没什么两样。
Robert Fraley说这番话时，面对的是包括《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在内的30多位记者，他们来自中国、韩国、德国、墨西哥、巴西、肯尼亚等国家。
经过在美国十几天的深入采访后，我们发现，美国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而这并不是由公众的认知水平差异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