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艰难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科学大师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和智慧，往往为人类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天地。
袁隆平，一个貌似农民而内心却燃烧着如火激情的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从60年代发现野生的“天然杂交稻”开始，寻找到“雄性不育株”，冲破了“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的传统经典理论束缚，极大地丰富了遗传育种的理论，开启了的杂交水稻王国丰产增收的大门，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找到了有效的办法，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43年里，他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付出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精力汗水。
今年1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中菲农业合作情况交流会上说：“这次我点名让袁隆平作为特邀专家随团访问菲律宾，袁隆平的言行反映了中国人民和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心声。杂交水稻是人类种植业的重大突破。”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热情赞誉：“他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袁隆平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样也降低了人口增长率。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正在退却，他必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
一粒小小的种子改变了世界。
一位新中国“当代神农”终结了全人类的饥饿，
一种心系天下苍生的博大胸怀在科学史上树起了新的丰碑。
――题记
2001年2月1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党中央、国务院在这里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鲜花和掌声中，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7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从江泽民主席手中接过了奖状和证书。他和吴文俊院士一样，获得500万元的国家重奖。
2007年4月29日，77岁的袁隆平飞抵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出发前，他的腰痛又犯了，“为了中国人的荣誉，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美国！”忍住剧痛，准时登机。
前者是党和人民的赞誉褒奖，后者是国际学界的由衷敬佩。这位具有湖湘文化浓重传奇色彩的老人，举止之间，人淡如菊。
采访中，袁隆平很风趣地说：“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现在是77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理，20岁的肌肉。我想再研究10年，一系法杂交稻肯定能成功，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雄鸡一声天下白
1953年8月，23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国家统一分配的号令下，他来到沅江之畔、雪峰山下的安江农业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平时担负着三门课的教学任务。就在这个湖南有名的穷乡僻壤，袁隆平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从事农业科研的18个春秋。
1960年，来势凶猛的大饥荒，像洪水猛兽一样席卷着神州大地。
这时候，西方的生物学已经进入分子时代，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已经在生产效果上获得明显效果，克里克利还利用分子在生物学上获得了诺贝尔奖，事实上，这与苏联专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政治压倒一切，笼罩中国大地的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理所当然被当成了“歪门邪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墨西哥等利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研制成功的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等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尚却一直止步不前。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年轻的袁隆平再也坐不住了，他决然摒弃米秋林、李森科无性杂交理论，投入了摩尔根遗传学的怀抱，向杂交水稻进军。
这年7月的一天课后，像往常一样，袁隆平来到学校试验田察看，突然，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进入了他的视线。这只植株在稻田里俨然是“鹤立鸡群”，株型优异，穗大粒多，格外显眼。
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上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水稻种播在试验田里，以为它们会长成植株壮硕、穗大粒多的下一代。不久，秧苗长高了，但参差不齐，成熟很不一致，且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赶上了它们的前代。这正是遗传学上讲的分离现象。
袁隆平猛然醒悟到，“从遗传学的分离规律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现在，它的第二代既然发生了分离，那么，去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稻株，就可以断定是一株“天然杂交稻”！想到这里，他又返回田间，再一次来到出现分离的那些水稻植株的试验田里，仔细地作了记载，反复统计运算，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
既然去年那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就充分证明了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那么，也就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人体的灵性、悟性，是生命力在体内燃烧的一种反应。
袁隆平笑了，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两年时间终于获得了这一宝贵的启示，值得！
袁老师快疯了
然而，国际上的许多专家经过多年探索，都在杂交水稻面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就算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
杂交水稻研究，是世界公认的农业科学领域中的“歌德巴赫猜想”。
但是，袁隆平认定的事情，一万匹马也拉不回来。他浑身像刚充了电似的，有使不完的能量。晚上一躺下来就盼天亮。
经过精心设计，攻克杂交水稻难题的蓝图在他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第一步，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株，杂交高粱的研究也是从雄性不育株开始的，他由此断定，水稻也可能存在天然的雄性不育株。这一步是培育不育系的基础；第二步，筛选和培育保持系，必须寻找和培育出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永远能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以解决雄性不育系传宗接代的问题；第三步，筛选和培育恢复系，还要寻找和培育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它们的杂种第一代恢复雄性可育的能力，能自交结实，只要它们的优势强，就可以用于大田生产。寻找和培育出了符合生产要求的“三系”以后，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
这就是袁隆平轰动世界的“三系法”技术路线。
按照这个思路，首先就要在大自然中找到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作为新的育种材料。怎样才能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袁隆平从没见过，中外资料上也从来没有报道和介绍过，要在成千上万亩稻田里找到这么一株特殊的稻穗，无异于大海捞针。
偏偏这个袁隆平走进了稻田的茫茫绿海，下决心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看到丈夫没日没夜地扑在试验田里，像个苦行僧，同样学农的邓哲心疼得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如今政治运动多，一个接着一个，如果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成功了，功劳自然算在领导头上，如果失败，罪责肯定会加在丈夫身上，一顶顶大帽子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当她把这种担心讲给袁隆平听，他听后却哈哈大笑：
“你多虑啦，心底无私天地宽嘛，中国人口太多了，粮食是个大问题，1960年那场饥荒教训惨重啊，光我在沅江桥头就看到5个饿殍，惨不忍睹啊。我是学农的，老百姓吃不饱，我心里不好受哇，所以拼死也要把水稻杂种优势搞清楚，时间不容许我们有半点耽搁。”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1964年7月5日，是他寻找“不育”稻株的第16天。他来到一块“洞庭早籼”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突然，他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他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的进程，袁隆平也成为中国发现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的第一人。
灵感女神的垂青接踵而来，他要借助灵感之光，顺着思路一路猛跑，叩开那扇玄妙的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1965年秋冬之际的那些日子，他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着他的“三系”配套，整天像走火入魔似的，嘴里念念有词，抽烟时，将烟灰掸进了茶杯里；穿衣服的时候，把上面的钮扣扣到下面的扣缝里。学校的同事们私下小声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这年冬天的一天凌晨，袁隆平突然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只穿着背心和裤头，趿着拖鞋，蹑手蹑脚地走到桌前，“啪”地一声扭亮台灯，拿起白纸就顺畅地构勒出了酝酿许久的草图。
妻子邓哲被屋里的响动惊醒，踅身顺着昏暗的灯光一看，见丈夫只穿这么一点衣服趴在桌上写着什么，书桌上摊满了纸。
“你不要命啦，不要杂交水稻没弄出来，你倒趴了下来”。
“不会，不会，你放心就是了！”袁隆平头也不回地答道，“你睡你的，我正在兴头上呢。”
夜深了，真静啊，袁隆平的耳边响起了空旷田野上的鸽哨，仿佛风吹过无边的稻菽发出的天籁之音。他归纳了论点和论据，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一气呵成。这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这是国内外第一篇论述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并用文字表达水稻的这一生殖病态特征，指出了它巨大的利用价值，标志着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中国有着古老的稻作文明，有着丰富的水稻种类资源，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温光条件，难道外国人干不成的事情中国人就一定做不成吗？
袁隆平仿佛看到了漫漫长夜中的一抹晨曦。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雨一样席卷全国，像袁隆平这样的“臭老九”，纷纷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袁隆平的心里陡然紧张了起来，那些“革命小将”能让自己的科研顺利无事地继续下去吗？
“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看到学校里的这张大字报，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赶紧跑去看他的实验盆。
果然，学校水池边，60多个钵盆全部被砸烂了，钵盆里的雄性不育株试验秧苗全部被毁坏，弄得满地狼籍，惨不忍睹。
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被毁，袁隆平气得浑身颤抖，瘫坐在泥水里，两行泪水从这个刚强的汉子眼里淌下来。
围观的人群骚动着，好多大妈大婶抹着泪说：“这年头，好人遭罪，袁老师搞科研是为了我们能吃饱饭才受罪的啊！”。。。。。。那天，袁隆平梦游一般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全身无力。
邓哲抱着只一个多月大的儿子，坚定而柔情地说：
“他们可以砸烂盆钵，却砸不碎你的智慧，你的知识。大不了咱们双双去当农民，我跟你一起去种地，只要不离开土地，秧苗还可以重新培育，杂交水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袁隆平从妻子的劝慰中振作起来了。趁人不注意偷偷摸到水池边，在烂泥和瓦片中，找到了部分残存的秧苗，悄悄地藏进苹果园的臭水沟里。
安江农校特招了一批两年制的“社来社去”的学员，毕业后不参加正式分配，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尹华奇、李必湖就是其中的两个，对袁老师搞的杂交水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开始给袁隆平当助手。就在毁苗事件发生后，他俩找到袁隆平：“袁老师，过些时候，我们就要毕业回家务农了，如果您在学校搞不了科研，就到乡下来搞吧，我们养活您。”
1968年的春天到来了，那些藏在臭水沟里大难不死的秧苗，经过袁隆平和李必湖、尹华奇的反复繁育，已经发展为两分地的试验田，顽强地生长着。
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是一个“天然大温室”。袁隆平琢磨着，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必须南下。
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租居在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实验田，把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从这次开始，以后每年冬季，他们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实验。
春在长沙，秋在南宁，冬去海南，这样的育种行程，袁隆平他们称之为“南繁”。
随着湖南各地科技人员的加入，袁隆平的队伍逐渐壮大了，最多的时候竟有50多人。他们在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2190个日日夜夜，这群“候鸟”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实验，但最终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原本就不被看好的“水稻杂交”更是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反对，而此时的袁隆平，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
湖南省领导顶着压力，依然把袁隆平请到1970全省农业科技大会的主席台，这样的雪中送炭，让孤独前行的袁隆平团队，在一片阴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并迅速调整了研究方案，提出了“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思路。
天道酬勤。1970年11月23日，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他来不及买车票，连夜挤上火车，直奔海南岛，一到农场，就来到实验田边，看到了那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正是在袁隆平关于“远缘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由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
袁隆平来不及休息，他立即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
实验证明，“野败”杂交F1已表现出非常优越的雄性不育保持功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正如袁隆平所预想的那样，它为杂交水稻研究，起到了打开突破口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