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大科研人员一直食用转基因大米。
 

玉米的供需缺口成为专家推动转基因玉米的理由。

转基因作物并不能有效的增加产量。
 

转基因棉花是唯一一种商业化的农作物。

科研人员在研究转基因木瓜。

转基因政策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突然转向，这才是公众恐惧的真正原因。

粮食安全不是唯一理由 

      与商业化相关的专家：为了增加产量 
 
      面对质疑，与转基因商业化有关联的专家们，不断强调“粮食安全”问题。
 
      在回应关于转基因玉米的质疑时，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说：“出于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需要加快发展玉米生产，我认为这是放行转基因玉米安全认证的主要背景。”习银生同时引用数据说：“到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量将超过2亿吨，但产量只有1.7亿——1.8亿吨，供需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
 
      农业部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也有类似说法：“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农业生产很难获得大幅度增长，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转基因作物只是间接增产，实际上并无帮助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机构主席认为转基因大豆增产的效用只是暂时的，虽然它的基因削弱了杂草和害虫的侵害，但多年后害虫就会产生抗体，之前的红利将被抵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地下转基因作物已成规模的湖北省调查时也发现：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而江苏省盐城大丰市的转基因棉花在种植进入第5个年头后，甚至出现产量下降的情况。
 
      并且，事实上粮食的增长速度一直都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半，种粮的人减少了三分之二，但粮价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却降了近一半。所以粮食危机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
 
      尽管上述观点仍然存在争议，但至少说明转基因作物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取得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以粮食安全的名义推广转基因作物，动机何在？ 

谁从商业化中获益？

      农业专家：入股转基因公司成为受益者 
 
      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该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基本自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
 
      2004年湖北大量非法种植转基因稻米，其种子的流出就与华中农业大学有关联。官方调查亦承认：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调查显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亦曾担任过科尼公司首席执行官。而今年，张启发的团队获得了农业部的安全证书。
 
      此外，据媒体报道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的专利。而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加之大概400万。
 
      有趣的是，郭三堆本人一直在批评绿色和平组织不顾农民的利益。除此之外，一直在媒体上大力呼吁转基因商业化的黄季焜的夫人，也曾在该公司任职，数据显示，中国市场上有7成转基因棉花种子由该公司供应。 
 
      研究所：为争夺科研经费大干快上 
 
      实际上，除了这次被认证的三个项目以外，中国还有上百个研究所正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开发。其中有7个项目正在申请安全认证。随着国家近200亿战略资金的投入，转基因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说：“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
 
      一直站在反对转基因商业化前线的蒋高明认为：“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
 
      而官方科研机构与企业联手获利早在2006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004年12月2日，农业部宣布启动安全证书审批当天，一支叫“丰乐种业”股票飞速涨停，据公报显示，这个公司当年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成立了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种子公司：财源滚滚的转基因“金种子” 
 
      此次三种转基因作物获批，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稻米，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却很少被人关注，但实际上该品种的安全性争议更大。在玉米品种开花散粉之前，必须要在“负压温室，负压实验室”进行，但多位业内人士确认，研发该产品的中国农科院根本没有这样的实验室。然而农科院该项目负责人范云六否认了质疑。
 
      另据报道，农科院在产品获得安全认证前，就以每年数十万的价格将专利权卖给了奥瑞金公司，后者是中国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种子企业。该企业负责人亦否认了学界对于该产品的质疑，并声称公司拥有完备的负压实验室。
 
      《经济观察报》报道该事件时引述多位业内专家的话称：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安全证书的获批，范云六等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和奥瑞金公司，是本次转基因政策提速的“推手”。
 
      可以佐证的是，08年底，奥瑞金公司董事长韩庚辰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交了“发展我国生物技术，建立国家转基因工程规划”的建议。此后还有媒体报道，在农业部批准该产品安全证书前，的确召集了农科院相关专家以及奥瑞金公司的负责人进行座谈，韩庚辰出席了该次会议，并在会上力陈玉米产业化的好处和前景。不过，韩庚辰对于这一报道始终予以否认，并声称自己没有参加批准前的座谈会。
 
      在完善的商业社会中，利益游说是正常的，只要公开进行，并将其规范到合理的制度下即可。但由于本应独立的专家与研究所往往与政府或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使得游说行动不足以被公众信任。

      另外，在转基因本身的安全性仍存争议的情况下，政策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悄然转向，这或许才是公众恐惧的真正原因。 （文章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