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审定品种遭冷遇
在湖北枣阳市襄阳路汽车站对面的种子市场，马仁勇并不起眼的种子店里，醒目地张贴着《湖北省农业厅2014年秋播主要农作物主导品种公告》。公告中规定的小麦品种有襄麦25、鄂麦596、襄麦55、郑麦9023。其中郑麦9023为国审小麦品种，其余三个均为湖北省审定的小麦品种。
然而，包括老马的店面在内，记者走访了市场上20多家种子店，几乎每家都在售卖邻省河南的小麦种子。老马坦言：“市场上99.5%都是河南的麦种，我也一直在卖河南的种子。”在基层乡镇的农资店，同类现象普遍。
一方面官方审定的合法品种在市场上难觅踪影，另一方面超出审定区域的“灰种子”却广受追捧。
记者从湖北枣阳市种子管理局获悉，目前当地常年播种的小麦主要有三大品种，分别是郑麦9023、衡观35、西农979。可按照官方的公告范围，除了郑麦9023之外，剩下都是未通过当地官方审定的“灰种子”。
在豫冀交界地区的种子市场，类似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当地专业人士多年调查显示，在河北邯郸市种植的小麦品种中，本省官方审定推广的衡观35难觅踪影，反而是一些来自河南的品种受欢迎，其中尤以周口市农科院选育的周麦16最受欢迎。然而根据当地的审定公告，该品种适宜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省。
为何“官种子”受冷遇，“灰种子”受欢迎?枣阳市种子管理局副局长程朝阳一语道破玄机：“湖北官方通过审定的鄂麦、襄麦等品种表现不好，枣阳农民基本不种。以容易倒伏的鄂麦18为例，由于种植面积少，每年的测产抽样都难以进行。相比之下，衡观35产量高受欢迎，刚出来时湖北市场上没有卖的，有农民就跑到邻近的河南唐河县去买。”
襄州区双沟镇是鄂豫两省交界的粮食大镇。在一家农资店里选购种子的当地农民老王告诉记者，自己种了一辈子地，确实不太了解品种审定之类的说法。“要按照老农民的看法，不管啥种子，多打粮食就是好种子!”
农民用脚投票，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地下种子交易链。程朝阳告诉记者，枣阳全市160万亩耕地每年约需麦种5000万斤，除了农民自留外，剩下的一半需要市场供给。而在省农业厅公告范围之内的“官种子”郑麦9023，全市仅能提供400万斤，大量缺口最终靠的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灰种子”和假冒套牌的“黑种子”。
从套牌入市到借壳“还魂”
不仅如此，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近年来国内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力度前所未有，但市场秩序混乱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上述省际交界地带发生的“官种子”不受待见只是种种怪现象之一，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局地品种审定制度“走样”问题却不容忽视。
据了解，从最初的实验选育到进入大田推广，国内农作物品种实际上需要经过几层筛选淘汰，而各地的种子品种审定制度，则是最关键“门槛”。按照种子法规定，凡进入市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必须通过国家或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把关审定，未经审定不得随意推广。
中国农科院种业专家佟屏亚指出，每个品种都有相对适宜的生态区域，相邻省份交界地带往往同为一个生态区域。“但在品种审定的实际操作中，一些省份往往简单地以行政边界为红线，而不是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品种特性来划定其适播区域，如此做法必然与农作物实际的生态区域形成差异，于是两省或几省交界地带很容易出现‘官种子’打不过‘灰种子’的现象。”
除了人为画地为牢造成的市场扭曲外，品种审定“门槛”走低所引发的套牌和仿冒现象也比较严重，导致“黑种子”泛滥。此前在河南洛阳召开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区试工作会议披露，2001-2012年间，全国共审定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7种主要农作物品种1.5万个，平均每年审定1200多个。批量审定后，稀缺的好品种难免被一些大路货套牌。
河南一家种子企业的打假维权顾问畅文昌介绍，近年来针对套牌种子的打假几乎已成公司常规动作。“以产粮大市驻马店为例，光在其中一个县备案的小麦品种就高达100多个，市场上的种子看着五花八门，但是卖来卖去袋子里装的就是那几个好品种，里面多数都是套牌的‘黑种子’。”
豫北一家种子公司业务经理王栋栋表示，由于通过审定的品种过多过滥，当地还衍生出一种制假售假的“新变种”：企业花点小钱将某个即将退市、无人问津的品种的使用权买下，随后就借助这个合法“外壳”，把从制种基地套购或自繁种子推向市场。
“跑点送封”暗藏腐败链条
面对品种审定制度带来的市场扭曲现象，部分地区的农业部门也在调整政策。唐河县种子管理站站长刘明景告诉记者，衡观35、西农979等小麦品种最终由河南省农业厅同意在南阳、信阳以及驻马店等地进行引种。至此，这些已经被当地农民私下种了七八年的“灰种子”，目前已获得合法身份。
不过，这种临时的请示或申请并非治本之策。枣阳市种子管理局质检科科长刘凤华认为，现在来看，品种审定制度已经演变为强硬的行政审批，行政指令色彩过浓，远远落后于种业发展实际。事实上，小小种子背后的种种乱象除了有政府监管乏力的表面原因，更有权力寻租的深层背景。佟屏亚直言，目前国内的种子产业是“计划经济的脑袋，市场经济的腿。”由于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制度执行常常“走样”，权力寻租引发的腐败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在一些地方，品种好不好就那么几个人说了算，一旦通过审定，有关品种立即身价倍增，于是实验数据造假、审定时跑关系就成了业内潜规则。”佟屏亚说，“在进行区域实验时，‘跑点送封’非常流行，一个‘封’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通常省级区试要花去三四十万元，国家区试要花去五六十万元。”
业界人士建议，未来品种管理制度的发展，应借着修订种子法的契机，坚持市场化、去行政化的方向，逐步取消品种审定制度，乃至最终实现品种登记备案制度，同时加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种子企业的主体责任，政府则应做好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半月谈记者 张兴军 黄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