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乱象：二至四倍暴利致假种子屡禁不绝

　　业内人士指出，种业市场乱象屡禁不止，究其根源在于，一些不法商家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惜铤而走险，牟取暴利；违法成本低，取证和查处陷入“双难”困境；监管存在漏洞等。此类乱象坑农损企，亟待规范治理。

　　受访的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种业市场乱象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一是冒牌种子，把甲公司的种子换成乙公司的包装销售；二是劣种子，种子质量不达标，但当作达标种子销售。诸如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低于标注指标，变质或带有检疫对象等；三是假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甲品种冒充乙品种种子，或种子的种类、品种名称、产地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等，即“挂羊头卖狗肉”。

　　套牌套包是种业市场乱象之一。“套牌套包、制假售假等现象太多了，前几天我们就发现有个企业套包我们的品种进行销售，卖了几万斤，我们通过取样、检测，证实了是我们的品种，于是我就找到那个企业负责人，让他停止销售……”听说记者前来调研种业市场乱象问题，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少虎一下就打开了话匣。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南繁杂交水稻制种企业之一。张少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当前我国种业市场企业多、乱、杂现象突出，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这几年企业数量从8000多家减少到4000多家，但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张少虎说，一些中小企业没有什么科研创新能力，要么是以低价购买其他大企业淘汰的品种，重新包装后再销售，要么就直接通过套牌套包、制假售假生存，这干扰了种业市场秩序，影响了行业创新的积极性。

　　套购原种行为时有发生。山东一家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农作物是棉花种子，公司负责人王俊廷（化名）说，公司维权办由副总经理分管，人员5人。“维权办负责打击假冒仿冒公司产品的不法商家，5个人的工资，加上有时还要去外地长时间打假，每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的经费，等于是额外成本。”

　　对于套购原种繁殖生产，王俊廷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举例说，2012年至2015年，该公司一种子品种成为山东省棉花较大品种，某种业公司在公司试验站套购原种后自繁，该单位在没有任何生产经营资质的前提下，以近似品名包装销售，现在又公然以同名进行销售，“严重侵害了我公司利益。但是该单位产品不进入市场渠道销售，而是由小商贩直接进村到户，所以打假困难。”

　　无证生产经营现象也浮出水面。今年3月，农业部对外公布19起假劣农资典型案件，其中种子案件8起，主要包括河北省围场县郭志红、贺树山无证经营未审定马铃薯种子案，甘肃省永昌县喻学军、林辉无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种子案，甘肃省临泽县贺斌无证生产玉米种子案，甘肃省甘州区付力荣、吉林银河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辽宁东润种业有限公司无证生产玉米种子案等。

　　据了解，2015年7月，河北省围场县农业部门根据投诉，依法对围场县郭志红、贺树山无证经营未审定马铃薯种子进行查处。经查，郭志红、贺树山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销售的“泰山2号”马铃薯种薯未经河北省审定，共销售12.5万公斤，涉案金额42.5万元。

　　有的还将原有品种重新包装后换名销售，并通过一些手段打政策“擦边球”，从而规避法律责任。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一位种粮大户在当地一种子经销商购买种子时，被告知一名为“农优泰金占”的品种亩产可达千斤以上，他一口气购买了240斤种子。但9月份抽穗时，他发现水稻全都无法灌浆。起初，他以为买到了假种子，但经过一番查证，才发现这种名为“农优泰金占”的品种实为“农香优676”，“农香优676”的字样模糊地印在包装中缝里，轻易很难察觉。而“农香优676”一般需在5月15日至20日播种。这位种粮大户因错过最佳栽种期，80亩水稻全感染了穗颈瘟。

　　“这是一种典型的打擦边球做法，‘农优泰金占’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商品名，在包装上也注明了是‘农香优676’，只是很隐蔽。”业内人士指出。

　　有的商家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法，故而尽量隐蔽销售方式，以规避执法部门和权力企业查处和追究。黑龙江省一家大型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部长表示，一些不法分子只在店面提供样品，确信没有风险时才大量销售，或者销售时直接配送到用户家中。另外，以个人合伙或者以村甚至乡为单位，直接到生产基地购买侵权种子，自己使用或另售他人，这种情况也很难被发现。

　　机制不完善助长侵权频发

　　当前，尽管政府执法部门加大了打击假冒伪劣种子的力度，各正规种业公司每年也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打假，但套牌套包、制假售假等现象仍屡禁不止。暴利驱使、制假售假违法成本低、新品种审定不够严格、市场监管不到位等都是导致种业市场侵权乱象滋生的原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教授、小麦育种专家王成社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些种子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受经济利益驱使，铤而走险，谋取利益。

　　首先，暴利吸引不法分子制售假种子。东北一家大型种业公司负责人介绍了种子成本，公司从基地运回玉米种子每公斤8元，回来加工包装约12元，加上知识产权成本、市场营销等，最终成本非常高。但造假商贩的成本就便宜了，他们从基地运回的种子质量相对差些，包装完了约8元一公斤，卖25元左右，始终比真种子便宜些，利润一般是200％至400％，非常暴利。

　　其次，制假售假违法成本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种业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销售分散，不法商贩的违法行为很难全部发现。即便抓住了侵权问题，一般也就是抓住违规销售的那一点点，处罚力度也没多大。造假所得是暴利，违法成本又低，扰乱了整个种子市场，催生了种业市场乱象丛生。

　　“现在卖种子的公司多，但真正有‘拳头品种’的公司少。”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经师矫江说，相对于国外大型种业集团及他们的好品种，国内一些公司的育种能力较弱。一些小公司急功近利，就可能进行套牌生产种子。

　　矫江分析认为，从根本上看，生产和经销假冒种子的主要原因还是造假成本低和暴利，一些不法公司及商贩才会铤而走险。越是大的企业，越是好的品种，被套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对一些好品种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影响。

　　违法行为发现难、取证难。“培育一个品种需要很长时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别人窃取起来却非常容易。比如常规稻，只要拿到了别人的品种就可以自繁。”中部地区一家种业公司董事长说，近年来，国家和企业都加大了对侵权制假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效果有限，因为发现这些行为和取证都很困难。

　　“我们每年都能发现一些侵权现象，但还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毕竟市场那么大，而现在农业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许多种粮大户用种量很大，一般都是直接到厂家订购，种子不经过市场，根本发现不了。”这位董事长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前两年他们发现了一起套包侵权事件，是因为一个生产基地交种子的时候少了很多，后来经调查才发现是卖给了别人。

　　种子消费主体的变化，更增加了打假维权取证难度，成为种业市场乱象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正改变着种业营销模式，大包装种子、白袋种子不标注相关信息，直接销售给合作社或农场，给取证工作带来较大难度，有个别的合作社成了造假侵权的参与者。

　　对于查处难，专家表示，很少有案件能查到全部违法产品，办案机关只能就查扣到的部分进行处理，很多行为人的行为甚至能完全逃避法律的制裁。

　　“结合单位实际，我们认为根源是不法厂商受利益驱动，罚款对造假影响微乎其微，监管存在漏洞。”王俊廷认为，没有生产资质的小厂家假种子仍在销售，而没有受到相关部门查处。发现被仿冒事件，公司每年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进行打假，但靠企业自己取证又十分困难。“我们也曾向有关部门举报，但结果多是罚款后照旧生产，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再次，新品种审定方面严格程度不够。山东一家种业公司董事长表示，去年国家审定和玉米主产区审定品种就达500多个。“这些种子中，不乏科研人员呕心沥血几年甚至十几年攻关而成的原创性好种子，但也夹杂着很多高仿甚至‘照着葫芦画瓢’的种子。”审定品种的泥沙俱下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新审定品种增加、制种面积扩大、市场经销迟滞、库存持续高企，循环往复。”

　　此外，市场监管不到位也受到关注。“对种子越区种植这种现象，农业部门也很无奈。”松花江沿岸某县种子管理站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农民有权去合法的经销商处购买种子，哪怕是省外也没问题。当地不少农民去长春大市场买种子，基本就属于越区种植了。目前农业部门只能是宣传，用典型的反面案例宣传，特别是宣传那些出了问题后索赔困难的情况，但整治效果不明显。

　　这位负责人坦承，县种子管理站一共有17人，其中一线执法6人，还有4人属于质量抽检，这10人基本上就是全县的种子监督检查力量了。但全县二三百万亩耕地，需要的种子浩大，人力不足也是难以监管到位的原因之一。

　　种业维权打假还需多管齐下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发现，近几年假冒伪劣种子坑农恶性事件频发，虽然大部分违法行为人被追究了法律责任，但有的农户得到的赔偿却不多。对于根治种业市场乱象，受访人士建议，注重源头打假，提高违法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对种植户进行普法教育，同时进行常识宣传；国家相关部门应提高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

　　据业内人士透露，2014年，黑龙江省农户王某等人通过熟人购买了非正规包装的玉米种子，共种了400晌（1晌折合15亩）地。待收获季节发现，这块地的产量不及某品牌正规种子的一半产量，品质相差更远。购买该批种子的还有农场和众多种地户，合计受害面积达800垧。此案最终的结果是，贩卖假种子的王某虽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农户损失惨重。

　　农业部近期通报称，2015年1月，山东青岛莱西市农业部门根据多起群众举报线索，对李世军等人制售假冒“孟德尔”胡萝卜种子一事进行查处。经查，李世军等四人利用伪造的“孟德尔”胡萝卜种子包装，对外销售假冒的“孟德尔”胡萝卜种子，涉案金额达150多万元。

　　对此，莱西市胡萝卜菜农马希敏（化名）表示，这些“傍名牌”的假种子，一旦种植后，产量太低，成本都回不来。

　　“我们公司饱受制假售假之害，也曾组织过多次打假。”陕西省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据他们调查，市场上最多的是套牌经营，还有些企业不顾区域种植条件越区销售，导致种子在病害、抗冻等方面出现问题，坑农害农。

　　据这位副总经理介绍，一些违规企业无证经营，如在小麦收获时，从农民手中加价套购种子，之后拿到市场上销售，侵害的是正规企业的知识产权，但对农民影响还相对较小。更有一些小企业直接拿劣质种子冒充良种品牌，这种行为更为恶劣。他身边就有同行企业因为遭遇无证经营企业的恶性压价竞争而倒闭。

　　对于根治种业市场乱象，保障合法种业企业和农民的权益，受访人士建议，注重源头打假，降低维权成本。山东东部一家种业公司负责人建议，打假要从基地抓起，从源头抓起能事半功倍。在生产基地，假种子一旦落地会给当地相关部门管理带来很大困难。需要基地的属地管理部门、企业联动起来，让假种子不落地、不能进入市场，这样维权成本能相对低一点。在整个打假过程当中，地方管理部门有时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希望在这个领域也能打击腐败。

　　“对于违法经销和生产种子的主体必须重罚，甚至让其倾家荡产，彻底让他们敬畏，才能避免踏上假冒伪劣种子这条红线。”部分专家认为，国家应制定严格的政策，提高种业市场违法成本，制裁各种侵权行为，执法处罚覆盖各个环节。比如说，在研发环节，国家能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保护力度；在良繁环节，加大对合法企业良繁基地的保护力度，打击不法厂家套购种子行为；在推广环节，打击套牌，假冒、仿冒的行为，打造一个合法、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种植户自己维权也是促进企业守法经营的重要举措。应对种植户进行普法教育，同时进行常识宣传，使种植户在购买种子时避免上当受骗。如到正规的种子企业购买种子；查看种子的商标和标注，注意产地、发芽率、生产日期等；索要正式发票并妥善保存；查看种子的色泽、形状等，出了问题后能及时维权。

　　“我国种业市场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其根源在于市场上鱼龙混杂。”一家种业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提高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制种行业也需要‘去产能’。虽然新《种子法》有利于大型企业的发展，但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退出没有太多实质性举措。相反，现在相关政策还越来越宽松，以前对企业注册资本还有一定要求，如今这个门槛也取消了。”

　　此外，畅通维权和调处渠道也势在必行。受访人士表示，鉴于种子企业和农户遭遇侵害时维权成本高、赔偿少，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发生事故后责任认定难，建议探索一套多部门参与的长效维权打假机制，制定处置程序和技术鉴定办法，有效维护正规企业和农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