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种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绝大多数种业公司可以说被政策、研发、生产基地、代理商和经销商、银行等全方位地绑架，出现了“六难”：品种难出，资金难融，成本难降，种子难卖，货款难收，价格难涨。其原因是：现有商业模式支离破碎、研发创新明显不足、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不赚钱、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科技进步的红利无法享受、金融制度不健全等等。应采取的对策是：品审制度和资质制度松绑；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套包侵权，鼓励原始创新；开放转基因，释放科技进步红利；保持农产品合理价格，让农民种田有利可图；加大创新力度，快出农民喜爱的品种；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上做文章；创新经营模式，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拿回利益分配的话语权。
农以种为先。种业受到空前的关注，中国近几年尤为如此，可以说是国家种业政策的黄金机遇期。然而，中国种业在各级政府的特别关爱中由兴变衰，绝大多数种业公司日子难过，很多重量级公司亏损或在亏损边缘，一些公司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或濒临破产，县级代理商、经销商士气低落，生产商债务累累，整个行业哀鸿一片。
从市场角度看，现在和未来若干年是中国种业的严峻挑战期，挑战绝对大于机遇！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种业已经全面结束短缺时代，进入了产能严重过剩的时期。第二，短缺时代壮大起来的种业公司大多数在管理思维、管理技能、大势判断上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用短缺时代的方法应对过剩时期的挑战，结果南辕北辙。第三，已有相当一批农业部2012年以来认定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出现休克，不少企业看不到苏醒的迹象，甚至到了破产的边缘，A股上市种业公司不是亏损就是千百倍市盈率，优质的较少。第四，种业创新明显不足，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不力。第五，由于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种植业结构和种植方式呈现巅覆式转型，不少作物种子市场严重萎缩。
鉴于这些，依已之见，种业未来的挑战远大于机遇，种业公司还是谨慎为佳，不宜盲目乐观。中国种业当今的窘境与过去种业的低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只有好好地总结当今窘境的表现，分析产生的原因，才可能找到相应的对策，在困境中走出突围。
种业公司的窘境
当今，中国的种业公司绝大多数处于困境之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被全方位地绑架”。
一是被政策绑架。首先是被品种审定制度绑架。品种参试要指标，区试要跑点，绿色通道或联合体试验要花钱，育种的目的是审定而不是满足农民所需，审定的品种农民不喜欢，农民喜欢的品种不能审定（两年后会有改观）。其次是被资质制度绑架。注册资本门槛高，固定资产投资大，其他条件要求高，结果导致无效投资多，卖种子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再是被“育繁推一体化”的导向绑架。农业部把种子经营许可划分为全国和省两个层次，2011年起又倡导“育繁推一体化”并重新认证，导致全国种子企业走上了一条路，一段时期多数种企的首要目标是认证而不是经营。迄今为止，农业部已经认证了77家，导致出现了一批注册资本过亿元而真实的主营业务收入不足一亿元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尽管2015年《种子法》修改并未采用“育繁推一体化”这一提法，而改用“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概念，但由于立法滞后，这一不妥提法造成的后果很难挽回，对种业人的误导短时间也难肃清。
既然谈到了“育繁推一体化”，就借此剖析一下这一提法的不妥之处。第一，“育繁推”即育种（培育品种）、繁殖（种子）、推广（种子），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而现今的育种研究，用“育”这个字已不能概括，不仅仅是育种、选育，还有资源研究、资源创制、甚至育种理论创新、技术创新，还有测试、检测等等，只有“研发”方能概括。“繁”就更狭窄了，杂交种生产在专业上称“制种”而不是“繁种”，亲本和常规品种才称繁殖，何况种子生产出来后还有精选、加工、包装等环节，唯有“生产”才能概括。“推”意为推广，也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讲的是需求与供给，而不是单向的推广、推销，种子售出后还有服务，这些只能用“经营”来表达。第二，“一体化”在中国还只适合于少数公司，一般种企应该是研发、生产、经营相结合，而不是一体化！至少近阶段是如此。只有结合才有优势互补，一体化就会有木桶理论的短板效应。此外，“相结合”并不排除“一体化”，只不过是自身的相结合罢了。从这次种子法修法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有水平的，只是若将“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改为“研发生产经营相结合”就更为贴切。
中国种子行业当前陷入了困境，与一味地走“一体化”的路线也很有关系，钱没用在刀刃上，多数变成了破铜烂铁，变成了无效投入，而真正需要的活钱没了！
二是被研发绑架。“种业公司搞育种是找死，不搞育种是等死”。大多数公司选择了“找死”，其中有一些公司确实比“等死”真的死得更快一些。正如一位医生所说，大多数癌症病人不是病死的，是医死的。
三是被生产基地绑架。由于国家加强制种基地建设，玉米、水稻的制种基地越来越集中，某些地区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格局，基地政府只顾自身利益，基地价格越来越高，制种包产值，风险全部由种子公司承担。比如玉米，张掖制种产值已达2700-2800元/亩，是大田生产的2-3倍，外加每亩500元以上的代制服务费，最高产组合的种子其生产成本已达商品玉米的3-4倍，低产的就达5-8倍，而在中国终端的种粮价格比大致在10：1到15：1之间，一级批发商的利润越来越薄。
四是被代理商、经销商绑架。第一，代理商、经销商要求品种要好，质量要高，农民要认可，价格要低，还要赊账。你不赊账有人赊，你不降价就少卖。第二，田间只要稍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找种子公司来扯皮。种子一级批发商简直是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五是被银行绑架。公司没贷款，发展太慢；有贷款，提心吊胆。公司有钱时银行追着贷，公司缺钱时银行逼着还。种业公司资金的流动性差，无法应对银行的“孩儿脸”。
六是被投资人绑架。种子公司由于注册资本门槛较高，加之近几年又特别受到资本青睐，大小种业公司都吸收了许多投资人。投资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投资回报，于是要求公司快速发展，不切实际地扩大生产规模，扩大经营范围，扩大经营团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活钱都变成为了死钱。
于是，大多数种业公司出现了“六难”：研发上品种难出，发展上资金难融，生产上成本难降，经营上种子难卖，货款难收，价格难涨。完全一种被全方位绑架的境况，不少企业已经动弹不得。
窘境的成因
中国种业今天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不完全在种业内部，只从内部找原因，必定是片面的，由此提出的办法也必定无济于事。一定要从全球农业大局、国家经济全局、中国农业变局来思考造成中国种业目前窘境的原因，研究应采取的对策，可能才能见效！
依己之见，全球农业大局是国外农产品低成本、高效率地产出，主要农业国产大于需，农产品国际贸易活跃，且价格低廉。中国农业变局是国际农产品在人民币升值浪潮的推动下涌向中国，使中国大豆沦陷、棉花沦陷、油菜沦陷，玉米、水稻、小麦也处于变局之中。国家经济全局则是，各行各业低端产品都处于全面的产能过剩时代，而消费者所需的高端产品又极度短缺，创新明显不足。
不认清这些问题，种业关起门来怎么能够找到出路？中国水稻、玉米的种植模式正在急剧变革，如果说玉米机收还依赖品种特性而受制于种业的话，那水稻直播完全不以种业的意志为转移！其实中国水稻种业特别是杂交水稻种子的丧钟已经敲响，2014年中国水稻种业市值让位于小麦退居第三，便是明证。弄清楚这样一条脉络，先知先觉者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简单地说，中国种业目前窘境的成因，在主观方面有：
1．种业现有的商业模式支离破碎。一是代理制对种业公司有利的“先钱后货”机制被打破，唯一的“杠杆”不复存在，而对种业公司不利的“退货制”依然在执行。二是短缺时代建立的经营模式不适于过剩时代的经营活动。
2．研发创新明显不足，自身产品不过硬。据笔者统计，中国出现了48个年推广面积过千万亩的超大水稻品种，按育成时间分，1950年前5个，从1950年代起，各年代育成的超大品种数量依次是5，10，15，9，4，1，1个。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超大品种的频率越来越低。杂交玉米也很相似，当前推广面积最大的郑单958和先玉335分别是2000年和2004年审定的，后面10多年选育的品种均不能超越！这是创新不足的典型表现。另外从育种技术来看，杂交玉米还处于人工去雄的单交种时代，是上世纪20年代的技术，距今已经100年。水稻主流的两系育种，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近40年了。可见，在育种技术方面，创新更是不足。以美国为代表，在上世界90年代兴起的转基因技术，中国仅在棉花上有所应用，而玉米、水稻均未开启应用的大门。
3．成本居高不下，无法有效传导。种业研发投入越来越大，种子生产成本逐年提高，人工价格越来越高，物流成本不断上涨，而种子价格不升反降，无法有效传导，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到了亏损的边缘。
在客观方面，造成中国种业当前窘境的原因有：1．农产品价格低，进口冲击，农民种田不赚钱，投入积极性不高；2．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好品种被仿制、复制（套包），致使创新动力减弱；3．转基因技术未放开，科技进步的红利无法享受；4．金融制度不完善，资本市场未放开。这些在此不展开讨论，留在下一节论述。
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客观原因几乎都是与政策有关的，所以，中国种业要走出这种困境，首要的途径是靠政府、靠政策。
1．松绑相关政策，保证企业的精力、资金用在实处。
一是品种审定制度松绑。2016年7月发布的新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已经基本到位，只等待执行。二是经营资质制度松绑。新颁布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已有所体现，但对老公司已无价值，对新公司才有所裨益。
2．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套牌侵权，鼓励原始创新。
现代种业已成为典型的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高，成功概率小，创新突破难。然而，仿制又非常容易，复制就更为简单，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已极为重要。当前，优秀的品种经常被侵权，市场上仿制、复制（套包）现象极为普遍，严重损伤了创新者的利益，扼杀了创新积极性，阻碍了产业发展。必须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复制套包行为，用利益手段规范仿制改良行为。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原始创新，产业才能良性发展。
3．及时开放新技术，释放科技进步红利。
回顾百年种业发展史，种业的大发展都是科技进步所推动的。进化论的提出诞生了系统育种；植物性别和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诞生了杂交育种。杂种优势的发现及理论的突破，玉米单交种、双交种、三交种等种子生产技术的发明，催生和壮大了玉米种业，诞生了先锋、利马格兰、迪卡等这样的百年老店。稻麦矮秆基因的发现和利用，不仅大大促进了种业进步，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绿色革命”，基本解决了人类的吃饭问题。细胞质雄性不育性的发现及“三系法”的诞生，培植了中国杂交水稻、杂交油菜及蔬菜种子产业。光温敏核不育特性的发现和理论突破及“两系法”的出现，在中国壮大了水稻和油菜种业。转基因技术的发明和利用，加快了种业的腾飞，造就了孟山都为代表的种业航母，创造了美洲特别是南美洲的农业奇迹。最近两三年，基因编辑技术如火如荼，该技术创造的抗褐变蘑菇、糯玉米已于2016年先后被美国农业部告知无需像转基因技术那样接受监管，杜邦先锋预计2021年就会上市。由此可见，一二十年才会出现一项对作物育种有重大推进作用的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或技术发明；反过来看，如果没有这些发现、发明和理论，绝对没有今天的种业。这就告诫我们，当种业科技进步出现时，必须抢占先机，方能享受科技进步的红利。中国在杂交玉米、转基因技术方面，中国都是落后20年以上！希望在基因编辑时代，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4．保持农产品合理价格，让农民种田有利可图。
我国农产品在长期保护价和临时收储制度下，没有形成市场机制，积累了大量而巨大的问题，所以国家又从2014年起逐步取消了大豆、棉花、玉米等农作物的临时收储政策，结果又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收入下降，种植积极性降低，面积下降，总产减少。这些都不是政府期望的结果！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产品充足供给，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让种地农民有利可图，不能让农民独家承担改革成本。
5．完善金融制度，让种子企业能借助杠杆发展。
国家在政策、在财力上对种业十分支持，每年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真金白银投入到种业。其作用虽然不可低估，但依然不尽人意！只用一组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2013年全国种子企业共实现商品种子营业额731.88亿元，实现利润总额72.09亿元，净利润67.16亿元。可以肯定，中央和各省当年对种业的无偿投入大于67亿元！这再次告诉我们，“授人鱼不如授人渔”！制度的完善比项目的支持更重要！中国种业要发展，不能靠滚雪球，不能靠给项目，必须靠杠杆！所以政府必须完善金融制度，让种业能够借助杠杆良性发展。《种子法》颁布后的10多年，种业特别是民营种业有过一段快速发展时期，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当时处于短缺时代，种业创立了“区域代理制”经营模式，随之而来的是“交定金、全款提货”，所以种业公司“不缺钱”、有杠杆，只要有品种就能赚钱，所以发展快。即使后来由短缺时代到了平衡时代，只要会经营，“区域代理制”模式下的“交定金、全款提货”还能维系，一些公司依然能够赚钱。现在由平衡时代进入了过剩时代，竞争异常激烈，“交定金、全款提货”的模式大打折扣，种业公司失去了这一内在的“杠杆”，所以经营变得困难起来。银行贷款需抵押，股权融资受局限，信用贷款更无门，所以一些公司出现了资金断链、巨额亏损、资不抵债等情况，破产、跑路也时有发生，更多的公司是捉襟见肘，经营困难，发展就更无从谈起了！
以上5个方面，都是需要政府解决的，这些问题不解决，靠种子企业自身，始终都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作者说一定要从全球农业大局、国家经济全局、中国农业变局来思考问题成因的理由。
6．加大创新力度，快出市场喜爱的品种。
出好品种是种业公司的第一要务！好品种不是育种家说好，不是经营者说好，不是品种审定部门说好，而是市场说好，市场“喜欢”。“市场喜欢”是最重要的育种目标！市场喜欢可以细分为四个喜欢：即农民喜欢，加工企业喜欢，消费者喜欢，种子企业喜欢。农民喜欢至少要满足三点：产量高、抗性强、看相好；加工企业喜欢，也是三点，商品产出率高，产品成本低，产品看相好；消费者喜欢，主要是产品外观好、内质好、价格低；种子企业喜欢也至少满足三点：制种容易，种子成本低，适应好性。
归纳起来，育种目标可以概括为9个字：矮密早、优抗丰、高低好。即矮秆、耐密、早熟、优质、抗逆、丰产、高效（收益高、制种产量高、商品率高）、低本（投入低，包括用肥少、用药少、用工少、适宜机械化）、好看（田间看相好、产品看相好，外加适应性好）。这9个特性可分为生物特性和商业特性两类，“矮密早、优抗丰”属于生物特性，“高低好”属于商业特性。又可进一步分为内在特性、外观特性、增效特性、减支特性四类，“矮、密、早、优、抗”属于品种的内在特性，“好”属于外观特性，“丰、高”属于增效特性，“低”属于减支特性。以上关于育种目标的分解和分类归纳于下表。
作物育种目标的分解和分类
中国育种家存在的问题可能主要是过多注重生物特性，较少注重商业特性；过多注重增收特性，较少注重减支特性；过多注重内在特性，较少注重外观特性；过多注重通过审定，较少注重市场接受。结果所育出的品种没有完全满足四个“喜欢”，最终多数品种不被市场接受。由此看来，“矮密早、优抗丰、高低好”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育种目标”，育种思路也应从单纯注重生物特性到兼顾商业特性，从单纯注重增收特性到兼顾减支特性，从单纯注重内在特性到兼顾外观特性，从单纯注重通过审定到兼顾市场接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育出深受市场欢迎的新品种！
7．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上做文章。
不可否认，品种的优良表现是一个品种的核心竞争力。但是，由于遗传育种的科技进步、遗传资源狭窄、品种同质化严重等等原因，使得现有品种间的差异甚微，因而优势并不明显。于是，品种的另外一个特性即制种难易程度特别是制种产量高低便成了品种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有的玉米品种制种产量可达1000斤/亩，有的只能500-600斤/亩甚至更低。这两个品种的种子成本差异就可想而知了。
降低成本无极限，提高质量无极限。依靠低成本获得高利润比通过高价格获得高利润要容易得多。种子生产成本的降低，必须从育种做起。首要的措施是制种产量高，制种产量高，必定种子成本低，于是就有了竞争力；其次是制种技术简单，农民易于掌握，以利于稳产；第三是制种程序简单，易于控制，这对保证高产、保证质量都有重要作用。
质量是品种的生命。好品种可因差质量而毁掉，一般品种也可因高质量而得以弥补。同品种因种子质量之别而产生的田间表现差异，远远大于不同品种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就一般品种而言，A品种与B品种的产量差异不过3%-5%，这点微小的差异又很容易被其他因素特别是栽培因素所掩盖，不易被发现。而种子质量的差异就不同了，以国家标准种子发芽率为例，玉米杂交种不低于85%，发芽率为95%的种子与85%的种子相比，就可以多出11.8%的植株，在密度不饱和的情况下其产量差异可能就高于5%。而且，质量差异比品种差异更容易被发现。所以，提高种子质量胜于选择品种。
8．创新经营模式，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
中国种业今天的困境，虽然原因非常复杂，有管理问题包括法律法规体制机制问题，有技术人才冋题，但是更有经营模式问题！种业公司（指一级批发商）创立的“品种专营、委托制种、区域代理销售”的模式曾经快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这一模式在今天又成了制约种业公司发展的桎梏。品种高成本，制种包产值，销售退货制，上下游旱涝保收，唯一把自身的风险不断放大；上中下游不断博弈，唯一把自身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在这种格局下，处于种子产业链中间的种业公司（一级批发商）不陷入困境才怪！
“种业公司（品种）+制种商＋制种基地＋制种农户”的种子生产模式，种业公司品种的高成本（无论自主育种还是购买生产经营权都是如此），对制种农户包产值，对制种商包利润，对自己则是包风险！“种业公司（品种、品牌）＋县级代理商＋乡镇经销商”的种子经营模式，乡镇经销商什么品种利润大就推销什么，代理商垫资赊账卖不完退货，种业公司有什么？包降价、包库存、包服务、包风险（保证农民不减产）！
这种经营模式是品种和种子“短缺时代”的产物！今天种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充分竞争，这种模式的主导者无疑就是受伤者！你若不伤自己，只伤别人，别人就不同你玩了，最后伤的还是自己！
种业公司如何面对困境，甚至实现突围？解铃还需系铃人。育繁推（更准确地说是研产销）一体化即“三位一体”是极少数大公司的“游戏”，大多数种业公司可能要走与育种家、制种商、经销商“三结合”并共担风险、共享效益的新模式，即研发、生产、经营相结合。县级甚至省级乃至全国性的专业化营销（包括电商）公司会应运而生。常规品种会广泛授权或采用众筹模式，品种独家经营模式将被打破，生产经营权下移，县市公司可能成为一级批发商。总之，种子经营模式从区域代理制向多样化发展，特别是全产业链甚至多产业链经营正在应运而生。
全产业链经营甚至多产业链经营是种业人必修高度重视的一个新趋势。正大集团从2015年起开始对种植正大玉米品种的农户提供供种、播种、施肥、收获、晾晒或烘干、收购等全方位的服务。正大种业与大熊种业合作后，将推动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在品种研发、生产、推广等多个方面重新规划，计划到2020年，在湖北襄阳周边和东北地区，建立1000万亩高品质饲料专用玉米种植收储基地，大力推动种子、种植、饲料、养殖、食品的产业融合发展。大北农今年上半年以1.2亿元收购黑龙江省龙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49.05%股权，将加快推进公司和金色农华业务在黑龙江省的战略布局，推进种养结合产业链延伸。2016年9月12日，中粮集团与中化集团签署中粮国际（北京）与中化农业合作协议，携手打造真正意义“种植可控”的“从研发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形成，种业将只是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并受终端产业所左右。未来的育种方向或许将发生重大改变。育种目的将由“满足农民需求”转变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未来的品种选用可能不再是农民说了算，而是米业、饲料产业或者食品产业说了算！在新一轮的经营模式创新中，种业企业应该主动求变，争取先机。
在应对当前种业窘境的8大对策和措施中，后三点是种业公司自身应该做、可以做、必须做的事情！简而言之，就是做好4件事：抓创新、降成本、升质量、变模式。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器，成本是利润的孵化器，质量是客户的牵引机，模式是行业的发动机。做好了这四件事，品牌、信誉、影响力随之而来，只有这样，种业才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记】本文构思很久了，写下标题和列出提纲已将近两年。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思考——写作，思考——写作——修改，直到近日，才算完成。虽然文稿自己并不满意，但还是如释负重，轻松了很多，犹如了结了一个大心愿一般！为了写出这篇文章，我拓展开来，思考了好多问题，比如眼观国际，研究全球种业发展大趋势；回顾过去，总结种业的基本规律；展望未来，预测中国种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当前，归纳中国种业的困惑等等，并分别形成了《全球种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种业的12个基本定律》、《中国种业的18个趋势》、《中国种业的15个大困惑》等文章，从2015年4月起陆续在《基因农业网》及其微信公号上首发，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和认同，几乎每篇文章都被十余个甚至数十个公号转发。本文的推出，算是我两年来关于种业思考的最后落地，就此告一段落，希望有益于种业，并请求同行指导！
刘定富男，汉族，教授，籍贯湖北松滋。
1978年3月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于1982年、1984年和1988年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0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工作经历：1984年至1987年，在华中农业大学任教。1987年12月至1995年8月，在湖北农学院工作，历任讲师、教授、系主任、副院长等职。1995年9月至2004年11月，任湖北省农科院院长、教授，兼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科教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11月任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现在是武汉金玉良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