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日报 》( 2016年12月08日 06 版)
本报记者王腾飞
当前,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已成为农民对抗田间杂草的主要手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锐减,除草剂的使用量也不断增加,长期对化学除草剂的依赖也直接导致了杂草的抗药性上升。日前,由农资导报主办、正邦生化承办的第二届杂草防治高峰论坛在江西南昌召开。与会专家呼吁,针对除草剂抗药性日益严峻的形势,亟待改变当前单一的农田杂草治理方式,强化多样性治理理念和措施。
“长期以来,农田杂草治理主要以化学除草为主,虽然除草剂的用量在逐渐增大,但是农田杂草危害依然十分严重,且呈持续加重态势。过去水田多是一种稗草危害,现在是多种稗草同时危害,新发农田杂草和难治杂草危害明显加重。像以前看麦娘、雀麦基本在西北区域,现在华北也有发生。”在第二届杂草防治高峰论坛上,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张朝贤介绍说,据统计,我国已有37种杂草的59个生物型对10类31种化学除草剂产生了抗药性。如播娘蒿对苯磺隆、唑酮草酯、二甲四氯,日本看麦娘对精噁唑禾草灵、炔草酸、高效氟吡甲禾灵、氯磺隆、双氟磺草胺等药剂都产生了高水平抗性。
江苏省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李贵介绍水稻田除草剂发展趋势时表示,过多依赖于化学除草剂,导致实际应用中随意性较大,超剂量、超限次、随意混用等现象普遍,杂草抗药性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苄嘧磺隆、吡嘧磺隆、丁草胺、五氟磺草胺、氰氟草酯等除草剂的抗药性发生速率越来越快,其中稗草、千金子、水苋菜抗性日趋严重,发生数量与危害面积迅速上升。
“我们对杂草抗性治理已经进入一个怪圈,今天我们治理这种杂草对这种药剂的抗性,明天治理这种杂草对另一种药剂的抗性,后天是又一种药剂,这样长此以往年复一年,就会出现什么药剂都打不死这种杂草的情况。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种草出现了这种问题,它已经对11类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的除草剂产生抗药性。以药治抗药性,一定会出现这种多抗性问题。而在同一种作物田里面,我们可以用的选择性除草剂是有限的,而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年没有开发出一个新的作用机制的除草剂。”张朝贤强调说,上述严重问题警示我们,化学除草剂不可或缺但不可完全依赖,当前的杂草治理方式亟待转变。
张朝贤表示,化学除草不可能一直独夫当关,要强化多样性治理理念,综合采用机械、物理、农艺、生物等措施。具体包括播前整地,选用清洁种子,清除田边、田埂杂草,通过秸秆覆盖、地膜覆盖清除行间杂草,机械作业后清洁机械,避免病虫草跟着机械跨区传播,间作套种占据空间控制杂草危害,创造不利于杂草生长的水肥条件,干扰杂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利用家禽、天敌等生物资源,将多样化的防控措施组装形成农田杂草防控良好操作规程。前移防治关口,降低杂草密度,尽可能降低除草剂使用量,这种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不能老用一种或一类除草剂,这样治理杂草会越来越困难。要选用杀草谱相同、作用机制不同的除草剂,有效减缓抗药性杂草发生。农药经销商在一个地区一定不要长年持续推广单一除草剂产品,以延长这个产品的活效期和市场寿命。”张朝贤说。
李贵表示,传统的化学除草剂使用技术正面临挑战,面对日益突出的杂草抗性问题及频繁的除草剂药害现象,一定要跳出杂草管杂草,跳出药剂用药剂,对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应考虑种植模式、栽培方式,对企业和经销商而言更应该考虑跨年度技术方案,建立区域性的杂草治理策略。要强化移栽前或播种前土壤封闭治早治小的优势,突出抗药性杂草萌发期治理,结合品种轮换、耕作措施控制抗药性杂草的危害。
江西省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正邦生化研究所所长魏方林介绍说,应对抗性杂草,新型化合物还比较匮乏,但可以在新型复配方面有所突破。比如正邦将草甘膦二甲胺盐与2,4滴二甲胺盐复配,药效明显提升,草铵膦和烯草酮复配,剂型采用可分散油悬浮剂,对抗性牛筋草可以起到增效的作用。正邦重点聚焦灭生性除草剂和水稻田除草剂两大板块,今后还将针对抗性杂草持续开发新产品。
正邦科技董事长程凡贵表示,除草剂经历长期使用,杂草抗性越来越大,杂草危害越来越严重,除草越来越成为一个植保难题。正邦集团作为中国500强企业,在农药板块长期致力于绿色环保、高效安全、生物农药的研究与开发,有责任、有义务去引领杂草防治这个领域向专业化发展。目前正邦在除草剂特别是水田除草剂技术实现了四大突破,水田除草剂逐渐成为正邦生化在行业内一张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