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转基因作物是如何进入农村的
胡艳华/长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本文作者胡艳华女士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长江大学（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社会人类学。
2012年，本文作者前往湖北省Z市白镇潭村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基础上确定博士论文选题。2016年5月，作者的博士论文以《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为题，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三章（“神奇的新种子”）第一节。
Ｚ市（依学术惯例，隐去实际名称）为县级市，位于长江中下游，上连宜昌，下接荆州，历史悠久。县域面积1428平方公里，耕地76.22万亩，土地肥沃，雨热同季，盛产各种粮食作物和棉花。白镇是Ｚ市农业乡镇，海拔在50米以内，四面环水。全镇辖41个村、1个居委会。耕地面积21万亩，人口11万人，全年平均气温约16℃，盛产棉花、油菜、水果、蔬菜等作物。
潭村距离Z市8公里左右。截至本文作者进行调查时，有住户625户，村民总人口约2307人，劳动力1270（其中男性690人，女性580人）。统计数据显示，村人均年收入为4800元。耕地总面积为2749亩，以种植棉花、油菜、玉米为主，也有少部分村民种植柑橘。村民农业收入来源以种植棉花和养猪为主。该村已登记在案的外出打工者为676人，其中到周边县市务工者为174人，其余均在省城或外省打工，保守估计人均打工年收入为两万元左。
我们刊发该文，是出于传递学术信息之考虑，文中所述仅供参考。
上
湖北省Z市行政区划图。
长江环绕的白镇大堤。
潭村成片的棉花地。
一、背景
从宏观上来看，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嵌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物技术产业化促进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全球贸易，特别是在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抗虫、抗除草剂等抗性转基因作物在欧美一些国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间种植，其产品也源源不断销往其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和种植亦成为势不可当的全球化趋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据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6亿，而人均耕地面积却越来越少，我国粮食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如何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保障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是我国农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加快，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局限性为农村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而基因技术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已研制并培育出多种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棉、抗病烟草、油菜、玉米等。总的来看，我国农业生物工程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大量的转基因植物已进入大田试验，从1997年我国首次批准转基因棉花进入商业化种植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
转基因作物不仅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从我国面临的现实来看，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有调查显示，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种植在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等耕地相对集中且气候适宜的地区。据潭村村主任介绍，该村目前外出打工者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将自己的田地出租给留守人员耕种，现在村子里处于人少地多的境况，村民希望能种植省事好种的庄稼来节约劳动力。
正是宏观经济条件与村民需要的结合，才给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带来契机，因为此类作物具有神奇的功效，曾有“懒庄稼” 之称。
还有一个原因是潭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雨量均很丰富，适宜种植棉花、油菜、玉米等粮食和经济作物，而已经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于上述种类，从客观上来看，潭村所处之地符合推广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条件。
上述因素都为“神奇的新种子”进入潭村铺平了道路。（“神奇的新种子”即潭村村民所称的转基因种子。——编注）
二、“神奇的新种子”
粮食生产的关键就是种子，种子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收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农民也不会拿用来保命的种子下锅，除非他不想过了。
在“神奇的新种子” 进入潭村之前，无论是种蔬菜还是其他庄稼，村民都会自己留种子，一般做法是从当年收获的粮食中，挑选质量好的种子小心晒干，然后用纸包好，最后装到盒子里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等到第二年要播种的时候才拿出来选种，如果有的村民留的种子不小心霉变或者丢了，也很容易从其他亲朋家里借到想要的种子。因此，传统的农民，就是经验丰富的遗传育种“专家”。
从头一年的收成中留种，是天经地义的，是很从容的，农民一点都不会为此感到恐慌。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自然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买种子的钱。
然而，转基因技术主导的农业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其巨大风险来自生物技术跨国种子公司，即转基因垄断巨头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原本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殊不知转基因种子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农民第一次买了转基因种子，获得了收成，尝到了甜头，想要继续留种，就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事情源于龙庆种玉米的经历。龙庆的儿子大明1998年考上了某农业大学，专业是作物遗传育种，算是村子里最早的大学生之一。大明本来对机械制造感兴趣，但龙庆认为还是学农学好，因为他们祖辈都是农民，就是吃了没知识的亏，如果懂得科学种田就不怕没饭吃；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选择农学专业学校会给一定的经济资助。于是大明就按龙庆的想法在农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目前大明在外地工作并结婚成家，很少回潭村老家。
龙庆记得，大明在大学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带回来一些学校推广的新种子给他试种，有葡萄树苗、布朗李、小麦、蚕豆、玉米、大豆等。但让龙庆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大明带回来的玉米种子，那种玉米种子外表是干瘪的，而且籽粒很小，在龙庆眼里只有饱满圆润的种子才能留种，这种玉米种子是绝对不会发芽的。尽管大明解释说，这是他们学校培育的新品种，叫做“超甜水果型玉米”，口感很好，带回来让大家种种尝尝新鲜。但龙庆仍然半信半疑，平时大明带回来的种子龙庆都当成宝贝一样，舍不得分给别人，但这次的玉米种子，龙庆看不上眼，于是慷慨地分给其他亲戚播种。
龙庆只留下几十颗，顺便也把自己去年留的普通玉米种了半亩。很快，种子发芽了。让龙庆惊讶的是，超甜玉米苗长势虽不如普通玉米，但这种玉米苗上面几乎没有虫子，这点让龙庆很省心。想起大明说超甜玉米要在未成熟的时候掰下来吃嫩玉米棒子，这种玉米老了就没用了，龙庆起初也照做了，果然味道香甜，他兴奋地叫来邻居阿友等人来尝鲜，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叽叽喳喳说要龙庆留种，以便他们来年再播种。
尽管上学之前大明交代龙庆，如果喜欢这种玉米，他再找别人弄，但龙庆舍不得儿子花钱，也不想因为邻居的小事情给儿子找麻烦。再说，之前种玉米都是等到成熟后打成玉米粉做粮食，吃嫩玉米棒子是很奢侈的行为，大人是舍不得吃的。加上超甜玉米种得不多，之后龙庆便舍不得吃嫩玉米棒子了，一直等到成熟后收获留种子。
龙庆照例留了饱满圆润的超甜玉米棒子，尽管超甜玉米的确好吃，但是晒干后模样变得干瘪丑陋，等龙庆把种子交给阿友等人时，阿友还说龙庆小气，留种子也舍不得把好的东西给别人。为此龙庆很郁闷，打电话给大明问究竟。大明解释说，这种玉米糖分很多，晒干后糖分迅速流失所以变得干瘪，属于正常现象。而且，这种玉米是新培育的转基因作物，第二年种植可能会有变化。
龙庆就把大明的话转达给阿友等人，但“转基因” 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听说，而且龙庆一直把“转基因” 念成“转机”，大家觉得龙庆故弄玄虚，很搞笑，在半信半疑下，也没有在意这是什么东西。此后，龙庆有点后悔，想着当初要是听大明的话直接吃掉嫩玉米棒子，不仅享受了还免去了这么多麻烦。
三、种子的推广
第二年，龙庆出于好奇，依旧播种了自己晒干留下的超甜玉米种子。玉米的长势和头年没有不同，虫子也依旧很少，但出现的麻烦问题是，有许多玉米苗子都没有接穗，即使有几棵长了玉米，但掰开包衣之后的玉米都是癞子（当地人对光头的一种称谓，也会用来比喻没有玉米粒的玉米棒子——作者原注），当然阿友等人种的超甜玉米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后来听大明和种子站的人说，现在的新型种子基本都是一年一换种子的，方解开他们的疑惑。
尽管大家觉得这样做很浪费钱，但这个东西虫子很少，种起来省事，味道也讨人喜欢，权衡之下勉强能接受。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种子真的是一次性的，这开始颠覆他们传统留种子的思想。这算是转基因作物与潭村村民的初次相遇，此后村民知道有些“新型的懒庄稼” 是每年要买新种子的，自己留种是没有作用的，于是逐渐有村民留意村干部和种子公司推广的新种子。
潭村虽然具备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客观条件，但要向农户推广一项闻所未闻的“新种子”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尤其在村干部眼中，潭村村民大多是“一群没有知识的人”，就好像迄今为止许多村民仍将“转基因”念成“转机”，村干部常常感叹与村民交流如对牛弹琴，何况推荐转基因作物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知识”，村民才更加看重知识。15年前的潭村几乎没有大学生，村干部多是初中毕业。如果有高中生毕业后在家务农，就是村民眼里特别有知识的人，村民就会主动推选他们去参选村干部，比如现任的村干部英子就是如此，她1998年中专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回潭村务农，换届选举之前，村干部让她参选下一届妇联主任，村民都没有表示反对，英子很顺利当选，迄今一直担任该村妇联主任。
在潭村，现任的村干部都是“有知识的人”，五位村委会成员都是高中或中专毕业，在村民看来，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也很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村书记五十出头，是潭村第一批高中生，讲话很有魄力，说话做事比较有策略。对转基因作物他也有一定的了解，总体感觉很神奇，尤其是抗虫的特性。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和电视，他感觉转基因对人和环境都是有害的，但是农民自己是无法选择种还是不种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村民不知道什么是转基因作物，他们关心的只是种什么东西挣钱，最好是种起来轻松又好卖。为了提高潭村在白镇的经济地位，争取更多的好处，他常常配合镇政府和种子站引进一些新种子并推广给村民，如转基因棉花、油菜、大豆和玉米。
转基因作物最初以“正当的身份”（村民一般将政府和村干部牵头所做的事情称为“正当的”，不用来指涉事情的对与错——作者原注）进潭村是在2002年之后，在推广的过程中，村干部一般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村民，然后引荐种子公司的人去推广。那时候的白镇，因为沙梨价格偏低，且种植果树劳动强度大，村民开始砍掉果树，但一时不知道种什么，遂有部分田地抛荒。政府于是着手建设“优质棉花示范基地”，主推转基因抗虫棉和彩棉。起初，村民对此并无十分了解，只知道这是专家研制的一种颇为神奇的新种子，有一些奇特的功效，但村民没见过，所以推广效果并不好。白镇政府和种子公司为了提高推广绩效，采用免费试种加专家指导的形式引导部分村民试种。
四、基层政府和专家的角色
在这种推广模式中，知识分子即村民口中的“专家” 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专家有些是某部门的农艺师，有些是某高校的育种教师，他们常常出现在白镇电视台的新闻和农业节目中，出现的场景多是田间地头，记者会问一些与“种地”相关的问题，然后专家用肯定的语气对新品种的“神奇效用”如高产、抗虫等作出一番保证，此种充满学识的装扮与亲民的出场，颇具鼓动性和权威性。此外，电视、广播等媒体在种植技能上的指导与后期村干部宣传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加上政府的积极鼓动，慢慢有村民开始种植。
最关键的是，在每年各村的统计报告中，政府会将新型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面积做一番比较，产量高的村庄会得到政府的肯定，种的好的村民有可能上电视讲授自己的种植经验，在许多村民眼里那是很荣耀、很难得的事情，于是种植新作物这一行为将村民与一些看似无关的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尽管村民还没有来得及确定他们种的究竟是什么。
一旦命运的决定要素被客观化，一旦通过强制、机巧或诱惑的手段以使外在对象服从的力量否定了主体的意愿，那么，对于多数村民来说，知识就成了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确定性的渴望的唯一合适的力量。成为宣传手段的专家知识及政府权力效用彼此为对方捧场，专家“自我牺牲”的宣传活动同时引导了权力的诞生，而权力却消除了这种自我牺牲的荣耀性与高贵性。这一进程一旦开始，彼此的权威性便不断得到强化，彼此各自为对方提供合法性。
作为知识代言人的专家就此拥有了无形的权力，从而知识专家和普通村民形成一种吊诡式的依赖型关系。在“神奇新种子”的推广上，基层政府和专家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且与村民这一行动者被区分开来，两者区分的依据是权力与天赋的差异，但二者的关系既非因这种差异而产生，亦非凭借这种差异而维持，造成的结果是引导者建构种植体系，而多数懵懂的行动者通常毫无批判地接受。
从村书记那里了解到，目前潭村干部要做的工作就是配合政府即将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有两大目标：一是提高村子里的收入，二是让村民集中住新区。尽管推广新种子成为村民提高田间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书记很少表达自己对转基因作物的看法。一方面，他也不知道转基因具体是什么，只隐约感觉是产量高的新种子；另一方面，给村民讲解是浪费时间，因为村民听不懂。
总的来说，书记对潭村的前景很有信心，当然言谈中也透露出普通村民对他工作的不理解和无奈，他认为主要是多数村民没有知识，文化素质不一致，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的交往对象多是村子里的精英，包括其他村干部，平四、龙州等“读书多” 的人，他们常常对村子里的一些纠纷做调解或判断，也会在一起讨论村里的发展和国家大事。
村干部或种田能手往往成为村民眼里的知识分子，许多村民有无法处理的家务事或种田上的问题都会向他们求教。在潭村，我听到村民谈得最多的就是“希望科技能进步”，村民口中的科技成为其提高田间收入和改善生活的法宝。村民认为，所谓的有神奇功效的新种子都是专家研制出来的高科技产物。在村民眼里电视上的专家更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讲的话就是权威，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五、权力的运作
无论村民对专家的理解有多少维度，我想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村民对知识的敬畏与信任，而权力的运作就此粉墨登场。无论是媒体上的专家还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非知识分子”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 的尺度。
在潭村，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村民遇到“难事”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话语更具备指导意义。正是在村民无所适从的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利” 之共生现象被确立。福柯把权力看做一种关系，它被社会系统定位、驱散、扩散，它是机动易变的，尤其被社会系统所掩饰，在宏观和微观水平上通过许多特定的实践来运作。权力在一系列细微之处得到体现，如潭村所在的白镇政府就是通过基层行政作业的模式来完成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管理也许可以被当作对稳定秩序的世俗管理。（福柯生于1926年，卒于1984年，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编注）
在村民平四看来，政府的权力主要运用在抓经济业绩和政治稳定，很少去关心村民的生活，村民多数是“一群麻木的没有思想的人”，而村民的“麻木” 在政府眼里意味着“不闹事”，因为潭村一直是白镇中社会稳定的标杆。
对于潭村的现状，平四认为：“我们村子之所以没有人上访闹事是因为太愚昧、麻木，大家都不关心政治，村民大多政治觉悟低，许多村民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大家太喜欢打牌，多认为打牌是享受，不打牌划不来也和别人合不来，还有部分人经不住诱惑，不打牌就被别人挖苦，所以不得不打牌。我觉得经常打牌容易闹意见吵架，搞下跳舞还蛮好的，有健康意义，农村也有了新面貌。我们喜欢‘垄上行’ 这个节目，连邻居吵架，夫妻闹意见都管，很实际，这样很多事情就不会闹大，农村的治安就会更好，如果政府官员能这样管理就好了。但在对农民的指导上，专家有权威但不是很具体，比如专家说治虫要早上治，但没有说清楚露水的影响，其实要露水干了才能打药水。专家如果说得不清楚可能很多人就会被误导……”
平四作为村里的知识分子，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让我诧异的是对于转基因作物他几乎没有了解，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杂交品种，但不知道田间种植的棉花就是转基因作物。从对潭村的调查来看，转基因作物的进入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时，村民对知识的敬畏、对权利的麻木，无形中也给转基因作物进潭村架桥铺路。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村民去质疑此种作物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进潭村是风平浪静、悄无声息的。
下
潭村第一家超市于2005年开业。
潭村的马路。
一、自上而下的推广
“新石器革命” 的标志之一就是定居。“定居”原指某个族群的生活方式，而定居的条件在于人类所处的环境能为他们的族群提供大量的、足以使他们繁衍生息的动植物资源，也即他们所处的环境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存条件。在此处我将“定居” 作为一种隐喻，表示转基因作物被村民接受并种植的过程，而不是指人的定居。
从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和作物推广的历史来看，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至2000年，从国家“863计划” 启动开始。此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追踪世界科技前沿，鼓励模仿世界先进技术。科研部门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基因的克隆、植物转化，还包括一些初期的产业化尝试。转基因作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1世纪伊始至今，此一阶段的目标为从部分自主创新到全面自主创新，并实现转基因作物大规模产业化，最终建立起我国农业生物自主技术产业。
从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到种子公司的推广要通过农业部的审批，农业部每年两次受理农业生物遗传工程体及其产品安全评价申报书。目前，经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审批的转基因抗虫棉业已实现产业化，2008年我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棉花种植面积的72%，国产抗虫棉面积占其总面积的91%（1999—2008年期间，我国抗虫棉累计推广了2.2亿亩，减少农药使用量80%以上，年节省农药4.5万吨万吨；平均每亩增收220多元左右，经济效益高达400亿元人民币，远高于同期我国对转基因研发的投资强度。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了水稻、玉米、小麦三个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证书，意味着中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在商业化种植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作者原注）。我所调查的潭村也是在这段时期达到种植的高峰。
转基因作物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决定了其推广机制必定是自上而下的，即从科研部门研发—政府部门审批—种子公司销售—农户种植，在此种机制中，农户成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生产的下线即第一线。从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来看，在农村推广转基因作物已经卓有成效，但媒体影响度不高，普适性推广方式效率较为低下。因而，政府尝试从基层行政作业的角度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架设一座可行性桥梁，从而达到高效率完成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任务，潭村所在的白镇就是采用的此推广模式。在此种推广机制中，种子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村民燕子的种子商店。
二、垄断和高科技
燕子曾经是国有种子公司下岗的职工，目前自己在白镇经营一家种子商店。1994年中专毕业后，她就到Ｚ市种子公司工作，成为一名种子销售员，2001年下岗，2002年到镇上开了这家种子商店。门店的门面不大，八平方米左右。她的种子都卖到白镇下属的村子去了，潭村等种子公司附近的农户一般直接来找她购买，较远的农户多在各村小型的杂货商店购买，村子里的小杂货店不仅卖种子，还兼卖农药、猪饲料、化肥等，杂货店基本上都找燕子进货，但进货的数量很少。为了将生意做得更大收益更多，在播种季节她常常让老公开三轮车走乡串户向农户推销，现在拥有大量固定的村民客户。
在白镇村民大面积种植果树的时期，她的种子生意不好，只是经营一些蔬菜种子，为了销售，她常常自己挨家挨户去推销。那时，许多村民都会自留种子，所以她有时候不得不通过亲戚介绍，村民碍于面子才会买她的种子，每次卖出去的也不多。
大约2000年之后，村民开始放弃种植果树，政府也开始支持种子公司推广棉花、油菜、玉米、小麦、大豆等杂交新种子，这些种子都是不能留种的，每年都要换新的种子，她的生意慢慢开始好转起来。尤其是2005年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之后生意较好，迄今她已经代理销售了好几个品牌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据燕子介绍，目前的转基因种子多数属于垄断企业代理销售。为了推广其产品，她们会采用一些办法促销，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主要是农民都有捡便宜的想法，要先让农民尝到甜头才能打开销路，最后占领种子市场。在向农民推广的时候也要讲究策略，主要集中宣传转基因作物抗虫、抗病等优良性状，或者着重渲染高产量等功效。至于什么是转基因作物很少去提及，有村民问起来就说是高科技新品种。
燕子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给农民解释，说了农民也听不懂，再则种子袋子上写得都很清楚，村民想了解可以自己看。转基因品种是不能留种子的，每个品种都有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当然，只要农民觉得好种就不怕没有销路，也由不得你留种，留的种子性状也会改变，最终农民是捡不到便宜的。
作为直接面对农户的种子公司，燕子认为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原因主要是赚取利润，还有就是想办法获得农户的信任，而农户信任关键就在于转基因作物可能具备的某种新特性。因为农户很看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如果不像承诺的那样，可能农户就会来找他们赔偿，现在推广的转基因作物如棉花、油菜等没有假货。她也给农户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比如有的农户反映发芽率不高等问题，她都会去处理，有时候也会到市里面找农艺专家一起解决问题。
燕子的进货地点是在Ｚ市等地的一些大型种子公司，那里卖种子的商店非常多，大型的种子站很集中，一排有七八个门市，竞争很激烈。她一般是到Ｚ市进货，特殊情况才到更大的Ｙ市（地区市）进货，比如农户急需而Ｚ市没有货源的情况。因为Ｚ市比较近且有熟人，如果种子质量不好，退货方便，她一般是长期固定销售几种自己了解的品种。
燕子的进货地点，即Z市的种子公司。
燕子进货的那家店是Ｚ市的“黄河种业”，该店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他没有刻意选择销售地域，只要来进货的他都接待，他的货源来自Ｙ市，Ｙ市的种子公司是知名的某国际种子企业，常与某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推广经过审批的转基因作物。老板进货一般选择价格高的种子，他相信价格高的质量也更好，他卖种子是有售后服务的，出现问题他可以通过Ｙ公司直接联系并反映到研发的专业人员。老板之所以长期与Ｙ市合作，是考虑到不熟悉的地方可能被骗，没有保障。当然也有一些人脉少的种子公司没有售后，这些公司把种子卖出去就不管了，所以生意做不大、做不强，也很难销售有专利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转基因作物品种，这些落后的种子公司最后可能都会被大公司兼并垄断，老板基本不与他们打交道。
尽管种子行业竞争激烈，但老板附近的每家种子门市销售的种子品种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老板按季节来销售自己的种子，他对种子的研发不太清楚，主要关心的是它的特性，因此他对其销售种子的功效比较了解。尽管现在的棉花和油菜都是转基因作物，但在给农民推销和讲解的时候很少提到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的，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给农民解释，农民关心的只是产量，至于是不是转基因品种无所谓。
三、种子公司作为中介的权力
我们在潭村看到的村民种植的庄稼基本都是转基因品种，至于这些作物是什么或者安全与否，从未有人去谈论。老板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应该是政府的事情，既然政府都批准销售就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种子都是一些科研部门的专家研发的，他们是搞科研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想着去害人，再说那些地方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只管把种子卖出去，至于其他的事情是政府和专家们要操心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当然我们卖种子的是大致知道一些什么叫转基因的，我们有时候代理产品的时候也要学习和熟悉这些作物的特性，但是要卖给农民就没有必要讲这么多，只要说这是专家新研制的高科技品种、品质产量高、省事好种就可以了，只要能卖出去，农民种了有收益就行了。我们只关心农民种植以后的收益，以及我们以后的种子好不好卖……”
从科研部门研发—政府部门审批—种子公司销售—农户种植的推广机制、基层行政作业的实践模式来看，下线和上线难以交流促成了种子公司作为普遍中介的权力。种子公司成为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的主要推广者和推广体系外表的组织，外表的组织是转基因作物一个事实的保护体系，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就使“诈骗” 成为可能，因为它在间接现实中表现事实，使直接现实不能表现这些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子公司销售人员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依赖于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某种特性，如果这些特性真正在种植中实现，对村民来说就是有价值的生产实践，而在此之前转基因作物的特性仅仅只是一种象征收益的符号体系。种子公司正是从这种符号体系中获得他们的文化资本，使其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符号体系的建构来源于科技进步和专家知识。
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孕育一些形式的自由，而种子公司在这种形式的自由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特权，让它们在个性与利润欲望中体现自身，自由地周旋于上线与下线之间。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上，种子公司发挥了沟通和维持平衡的功能。政府和专家是上线即位于推广机制的最顶端，成为权威的代表，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种子公司处于连接上线和下线的“中介”位置，中介是二者之间互动和沟通的重要媒介。尽管种子公司与二者之间的互动是“有效的”，对上线而言能完成推广的任务，对下线来而言能有始有终地将种子推广，但它们的沟通是主观意愿支配下有选择性的无效沟通。
从根本上讲，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有学者用“一国两制”（这并非指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而是指过去十年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作者原注）来表述这一社会结构特性。这种制度的设定和延续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分隔与断裂。在上述制度与社会框架中，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尚不具备能够针对市场变化自主地选择生产产品、经营方式、自身组织形式以及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资源与能力。因而在遭遇某种新的作物和技术时，其信息、资源和能力都是极度缺乏的。换言之，中国农民尚未与转基因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也不构成相关决策中被考量的重要部分。
正因为如此，种子公司传递给农户的信息也是经过修饰和包装的。在权力范畴内，种子公司承载着一种被歪曲的必要性，在这种必要性中，为了达到各个主体的目标，人们学着合理地迷失自我。从转基因作物“定居” 潭村的过程来看，知识和权力的结合成为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村民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全部原因，也不能就此忽略农民在作物选择上的能动性，尽管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
四、村中能人的角色
在潭村，村民对新的庄稼都有试种的传统，如果新种子的效益明显就会选择继续种植，否则放弃，这种传统已经成为村民种植作物的惯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懂得如何去试种，每当有新种子推广的时候，最先试种的一般是村子里的能人，比较有文化而且会种田的人，龙庆的弟弟龙红就是其中之一。
四月初的一天，得知龙红要去买新的棉花种子，我便随他一同到达燕子的店铺。龙红大致了解了一下当年的新品种价格和特点，反复权衡之下决定购买燕子推荐的京华九号，但龙红表示只是想先试种，如果产量高的话明年才继续种植。于是燕子以批发价卖给龙红少量的棉花种子，并让龙红帮忙向其他农户推荐。
回来的路上，龙红告诉我，在选种上，他不完全相信种子公司的人讲的话，因为所有卖种子的都会说自己种子的好处，刚才只是碍于常与燕子打交道的面子才答应帮她推荐，但到底好不好，以后怎么样，还是要等到种植以后再决定。龙红也告诉我许多关于选种子和种棉花的细节，他一般是根据别人的经验或自己试种后才决定，很关注种子的售后服务，有时候会到其他卖种子的地方看反馈消息，如果综合评价比较好第二年才大量播种。
这次，龙红打算先试种一亩，看看产量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高且抗虫。因为龙红种田很有技术，所以很多村民都会听他的推荐，他也感觉责任很大，所以在种子的选择上特别小心谨慎。他对转基因作物没有了解，只是听卖种子的人偶尔提到过现在卖的有转基因品种，但具体什么是转基因则不清楚，当然他也想了解转基因作物是什么。
我大致将对转基因作物的认识讲解给他听。龙红对于他们种植的庄稼原来都是转基因作物感到诧异，他觉得作为生产第一线的农户应该有知情权，应该参与到转基因作物的讨论中去，而不仅仅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种植。龙红认为，现在多数农户不像他那样关心种的是什么，对事情的处理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和懒散状态，但当地崇尚文人，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都希望科技能发达，也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专家研发的高技术产品，而村民眼里曾经“神奇的新种子”也借此东风在潭村“定居”下来。
（本文选自《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胡艳华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初版，页92~99。图片取自该书，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略去大部分脚注，正文略有简化，有重新分段和标点改动。经授权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