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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11日《南方周末》。标题为《 “2018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 转基因产业化进入倒计时》）
无论是科学家、政府、企业还是农民，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困境都让他们“左右为难，多面受压”。
业界的共识是，若2018年国家不启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2020年达成目标将“比较困难”。
2018年1月，海南的气温仍能达到20度以上，每年郭三堆都要在这里待半年左右。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研究员，所里的海南繁育中心就在三亚市区西北。
过去几年，郭三堆看着无数转基因作物在这里生长，也在这里被销毁——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研发有严格限制，未经安全性审查均不能被带出园区一步。
2015年，“推进转基因经济作物产业化”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将在2020年迎来收官验收。从育种到大规模种植，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业界共识是，若2018年国家不启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2020年达成目标将“比较困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同意上述说法。不过，在刚刚过去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转基因产业化并没有被提及。
在转基因研发上，国家自2008年起，投入超过200亿元，有了一些过硬的技术和产品，然而目前因为种种原因，绝大部分产品还不能推向社会。
2018年，成为了转基因产业化至关重要的一年。
戴景瑞在田地里，指着转基因玉米取样留下的缺口。（范宁/图）
产业化路线图非常明确
随着“十三五”规划时间节点越来越近，业界人士开始变得有些焦灼。
2017年12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场会议一度被猜测会做出转基因产业化破冰之举。但在会上，转基因产业化并未被提起。
而在政策层面，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
2008年，专项投资额为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启动，是当时农业科技领域中唯一的重大专项。中央1号文件在近十年内七次对转基因工作进行部署，中央层面领导也多次听取转基因重大专项的进展报告。“十三五”规划提出转基因产业化目标后，农业部在2016年4月举行发布会，宣布将调整战略重点，推进抗虫玉米这一新品种的产业化进程。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路线图非常明确，从非食用，到间接食用到食用，考虑的不单是科学，而是社会承受力和环境因素。”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汪学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戴景瑞是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他曾向高层领导汇报，到“十三五”末期2020年，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转基因玉米产业化。
据他推算，如果国家在2018年开始产业化，按照一年繁殖两季、一亩的种子就可以种200万亩来推算，2018—2020三年时间里推广上亿亩转基因玉米不成问题：“开始种的时候面积可能小一点，到2019年就能翻一番。”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提法。
对转基因新物种培育有严格的标准，第一步是拿到安全证书。安全证书的评审程序，要经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申请安全证书五个阶段，从实验研究开始就要进行审批。1997年，国家宣布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转基因的安全评价和咨询，成员包括农业、食品、卫生、医药、环保、检疫等多领域专家。
审批过程可能极其漫长。华中农业大学培育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评价耗费了11年，增设了灵长类生物安全试验，在2009年才最终获得安全证书，有效期5年。
而获得安全证书并不代表产业化。按照种子法，新品种取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
戴景瑞透露，目前全国有二十余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已经或正在提交安全证书申请，其产品在安全性上已经达到了产业化要求，就等国家“一声令下，开放政策”。
被错过的机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转基因技术领先世界的“风口”。在他看来，2000年前后，中国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转基因抗虫棉、植酸酶的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都拿到了安全证书。“可是后来出现了波动，我们一下失掉了机会，一直到现在。”
迄今为止，中国只有转基因番木瓜和抗虫棉实现了产业化，前者因非转基因难以收成，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的结果。
1988年，郭三堆回国参与抗虫转基因棉花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棉花产量400万吨，大部分用于出口换取外汇——郭三堆说，棉纺品总产值一度达到1600亿人民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那会儿国家很穷，换取外汇是很重要的事”。
但不久后，棉铃虫害大暴发，全国范围内出现“棉荒”。郭三堆记得，原来一年只用喷2-3次农药的棉田，连喷二十多次都不管用。同时，不断加量农药导致环境污染，人畜农药中毒时有发生。
种植有抗虫性的转基因棉花，成了唯一选择。达成这一目的有两条路，利用国外转基因技术，抑或自主研发转基因棉花——两种选择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黄大昉曾作为代表与知名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谈判，甚至讨论联合创立研究中心，但后来因为对方要价过高而放弃。“当时我们还不懂知识产权，只知道一旦引进，一切都得听美国的。”郭三堆说。
进口技术的路走不通，加之国内对棉花的极大需求，促成了中国转基因科研与产业化的迅猛发展。
郭三堆的项目1992年启动， 1994年技术研发成功，1995年获得专利，1997年抗虫性转基因棉花（以下简称“抗虫棉”）正式获得安全证书用于产业化生产
——从专注研发到产业化，只用了五年。
但此后，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却进入低潮期。抗虫棉后，获得安全证书的耐储存番茄、抗病辣椒、抗虫水稻等作物都未能实现产业化——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后，产业化一拖再拖，而转基因番茄和辣椒直到安全证书过期也没有进入市场化流程。
郭三堆的团队，早已研究出了新型多抗转基因棉花，并且在2012年就启动了安全性评价，但七年过去，他的感受是：“每次国家都说转基因棉花优先考虑，但每次报上去的材料就是通不过。”
与此同时，世界的转基因技术和产业飞速发展。以美国为例，1996到2016年间，种植面积增长了110多倍，一亿以上农民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巴西和阿根廷后来者居上，种植面积排在世界第二、三位。在戴景瑞看来，如果没有其他阻力的话，我们和美国的产业化只相差两三年。
而世界范围内，2016年数据显示已经有26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都在与转基因食品发生联系。
“左右为难， 多面受压”
无论是科学家、政府、企业还是农民，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困境都让他们“左右为难，多面受压”。
看不到产业化希望，企业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某转基因玉米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企业每年转基因科研投入在一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此已连续七年：“再有三年不大范围产业化，我们就撑不住了。”
“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国家资金支持，而是政策支持。”该负责人说，早在2009年，企业已在阿根廷申请了转基因安全证书，预计很快就会拿到。届时，中国企业产品将可能通过申请“进口”安全证书的方式进入中国。“没办法，企业是要盈利的。我们要为未来发展早做打算。”
农民则被夹在中间，对转基因的感受常是“莫名其妙”。“一方面和农民说转基因好，一方面又禁止农民种转基因水稻，种了要惩罚。”转基因研发科学家张世平说。
民众却仍不知道，自己所食用的转基因产品到底安不安全。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一直存在。2016年7月，黄大昉和几名学者开会讨论转基因舆论环境与产业化进程时，二十多位“反转”人士冲入会场，喊着“打倒‘汉奸卖国贼’黄大昉，反对转基因”等口号派发传单。
“矛盾会长期存在，任何一项新技术都会有质疑和反对。”黄大昉对此并不担忧，“随着技术发展，老百姓会看到它确实是个好技术。即便有人不接受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把真实情况和科学道理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
“反转的人抓住了民众恐慌心理，支持的人又太傲慢或太绝对。”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林章凛关注转基因问题多年，“转基因的正反两派都不够谦卑，用掐架的形式，把转基因污名化了。”
中国转基因审批过慢，也引起了各国关注。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理事长黄天祥曾参加过一场会议，会上美国农业部官员介绍，中国作为进口大国，对转基因作物审批太慢导致美国农民不得不种植早已被本国淘汰的旧品种转基因大豆，专门出口中国。
亟待解决的问题
戴景瑞一度很着急转基因产业化的问题，年年催。但最近他开始“尝试理解国家布局”：“反正科研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有需求，马上可以推广。”
某行业内人士表示，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至今踟蹰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层面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如果决定要干，肯定干得成。”但也有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相关部门一直在紧锣密鼓讨论，配套政策将很快出台。
不过，长远来看，要实现农作物产业化，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政府管理权限问题。
2001年，中国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转基因生物到最终的转基因产品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中间产品进行监管。转基因产业化的部际联席会议，也由农业部牵头。
“职责太重了。”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旭霞建议，将农业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区分而治”：“食品标识问题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更为适合。”
一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联席会议容易变成农业部的“独角戏”——其他部门有涉及转基因问题，就会推到农业部：“部级联席会议的联席，并没有协调沟通得那么好。”
张世平曾向农业部提交研究报告，提到了关于部门协调的问题。他认为，最好先把牵头部门确定，看看是落入环保部、农业部还是食药监总局的管理范畴，其次在农业部内部也需协调好，转基因产业化，究竟是先做品种审定，还是先拿安全证书？
尽快确定转基因的品种审定流程，也是专家们关注的焦点。
按照种子法规定的一般标准：新品种必须先进行品种审定，审定过后发给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才能开始市场化种植。但和一般种子相比，转基因种子多了安全证书这个步骤，且大多是在原有品种上通过基因转变而成。这种情况下，是否还需要进行新品种审定？
迄今为止，对于转基因种子市场化，农业部并没有专门的品种审定办法。戴景瑞说，由于标准不明确，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拿到安全证书和审定证书也无法市场化推广。
而一旦转基因农作物进入市场后，我国既缺乏统一的标识样本或要求，也没有针对转基因产品设立阈值。
此外，针对农民进行“如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配套教育也很重要。种植抗虫转基因玉米的田地中需要开辟一定比例的“庇护所”，种植未经转基因的作物，延缓虫子对转基因作物的适应。
“如果我们单纯卖给农民十斤转抗虫种子，搭配两斤不抗虫种子，农民不一定会种（后者）。”张世平说，从技术上，“庇护所”必须推广，但产业化一旦提上日常，配套政策也得跟上。（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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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在中国
中国是最早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之一，主要品种是抗虫棉花。中国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累计种植面积约6亿亩，其中2011年种植面积约5800万亩，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以上，除了虫害较少的新疆地区外，其他地区基本全部种植抗虫棉。早期抗虫棉种子市场主要被孟山都等公司占据，但随后国内企业技术取得突破之后逐渐占领了市场，目前基本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无需再依赖国外公司。
除了抗虫棉，中国还批准了转基因番木瓜、番茄、矮牵牛花、甜椒和白杨树的种植，种植面积都不大。另外，自从2004年农业部首次批准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进口之后，目前已有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四个品种允许进口和加工。
中国历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中国已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类
中国已建立了完善的转基因安全管理法规，由农业部牵头，科技、卫生、环保、商务、质检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政府非常重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已经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在中国境内从事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活动进行全过程安全管理。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和管理，建立了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的许可审批和标识管理制度，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
国家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安全评价工作。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危险或潜在风险进行全面评价。对于重要转基因作物，还要经过转基因技术检测机构的第三方验证，某些检测指标比国际上同类要求更严格。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规
政府对转基因粮食作物非常谨慎，目前还未批准任何一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虽然农业部在2009年8月17日已经批准发放了一种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安全评价主要包括两方面：食用安全性（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评价）和环境安全性（遗传稳定性、生存竞争能力、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但安全证书只是对其生产种植安全性综合评价分的认可，并不代表真正批准了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的规定，与常规种子一样，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要根据国家品种审定规定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后才能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种子企业还需要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行种子生产和销售。
因此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完全还在政府政策控制之内，政策放开仍需时日。中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商业化研发进展缓慢。生物育种技术是中国在现代科技中为数不多的与世界同步甚至领先的领域之一，因此国家也非常重视生物育种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上百亿元进行转基因生物育种重大专项的研究，并且列入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但现在国内的生物育种技术研究主要在科研单位和大学，大部分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应用研究较少。
目前世界种业巨头已经进入中国生物育种研究领域，其中先正达在北京建立了全球研发中心，进行前中期的商业育种研究，孟山都和先锋也有独资或合资的研发业务。国内企业中大北农集团和中种集团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建立了生物技术中心，从事商业化生物育种研究，
其他上市公司如隆平、登海、荃银和奥瑞金（纳斯达克上市）也有开展生物育种，但规模都不大。转基因技术为未来育种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内的转基因政策若要放开，政府必然首先要扶持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即使短期内实现商业化的可能性不大，转基因育种研发在中国仍然大有可为。（来源：种子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