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培养的大 豆种子正在转化。
隆平生物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大豆转化试验。
本报赴三亚特派记者 赵觉珵 张鸿陪
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是最早入驻的一批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种业公司隆平高科旗下子公司，隆平生物利用三亚的独特气候与自然环境优势，重点研制生物育种的关键“芯片”技术：抗虫新基因、规模化玉米/大豆转化平台、玉米基因编辑技术等。隆平生物总经理吕玉平 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的基础育种技术等积累，国外种子公司已形成一本“字典”，能根据“字典”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新品种，而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字典”。这需要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持续投入，才有望在未来10至20年中彻底实现中国粮食自主。
环球时报：一些人说，我国是种子资源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目前我国种子资源是什么样的状况？
吕玉平：我国种子资源的丰富程度及其质量要取决于具体物种。水稻主要起源于中国，我国的水稻种子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常规水稻（栽培水稻）和野生水稻在内，我国的种子资源毫无疑问是全球第一，不仅丰富，也是种子资源和育种技术的强国。早在1970年，袁隆平团队就发现了水稻“野败”（野生的雄性败育稻，“野败”的发现为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打开突破口——编者注）。近50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不断深耕，可以说中国在水稻育种方面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与水稻不同的是，大豆虽然也起源于中国，我国的大豆种子资源也很丰富，但这些种子资源很多都流失到国外。尽管在过去40多年中，我国在大豆育种上有投入有产出，但投入和产出都和国外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大豆抗病性状等方面的研究。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美国在大豆育种方面异军突起。
最初中国是大豆出口国，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口大豆。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超过1亿吨。我曾经初步计算过，如果中国不进口大豆，仅靠本土供给，至少需要9亿亩地。这是什么概念？我国所有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只有18亿亩，因此用9亿亩地来种大豆是不可能的。
第三种情况是玉米，它起源于美洲，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的粮食作物或饲料作物，而我国的玉米种子资源既不丰富，也不是强国。2020年，我国进口玉米上千万吨。
环球时报：粮食安全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卡脖子”的担忧也被频繁提起。您认为我国粮食安全“卡脖子”主要集中在哪些作物上，与国际上主要的差距在哪？
吕玉平：当我们提到中国粮食安全“卡脖子”的问题，要首先分析卡在哪，主要是去年我国进口量最大的两款农产品——大豆和玉米。从表面上看，国外玉米和中国玉米没什么区别，但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国外进口玉米和大豆种子都是转基因的，而国内种子都是非转基因的。我国需要进口大量大豆和玉米，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单位土地产量只有国外的40%到60%。这之间的差距是转基因导致的。
目前看，国外玉米和大豆种子主要的转基因性状是抗虫和抗除草剂。以大豆为例，大豆本身只长到80厘米或1米高，但有的杂草可以长到1.5米，除草是必须的。国际上大的种子公司的大豆有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性状，喷洒除草剂后会选择性杀死杂草，不会影响大豆，而我国大豆还需要人工除草，或用昂贵的除草剂。
对玉米而言，无论在哪个国家，玉米种植过程中都要经受数十种害虫危害，在虫害严重的年份，不打药几乎颗粒无收。从国外进口的玉米种子含有抗虫的转基因，可免受害虫危害，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加在一起，能帮助玉米大豆增产或保产15%-30%。
环球时报：我国与美国等国家在育种方面的差距是怎么形成的？
吕玉平：差距一方面源于国外公司在转基因领域的系统性投入，另一方面也源于基础育种技术的积累。以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之一的孟山都为例，其研发人员超过5000人，每年研发投入就接近100亿元人民币，中国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做到这样程度的投入。隆平高科已经是中国第一的种业公司，但整体研发投入也只有4亿元人民币左右。
具体来讲，国外种子公司已形成一本“字典”，它对外不公开不发表，也不申请专利，但作用巨大。以玉米为例，比如其基因中有上千个位点影响增产或是减产，假设某种玉米中有上百个位点是有益的，上百个不利的，依据“字典”就可以得知具体位点的好坏，在育种过程中去芜存菁，有助于培育出具备更多有益位点、更少不利位点的新品种。
但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字典”，还不清楚这些具体位点的作用。相比之下，国外企业与科研机构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持续三四十年甚至更长，但我国投入还是比较少的。这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研究的投入产出比很低，即使找出某个位点的作用，但对于成千上万的位点而言，一个位点不足以令产量明显提高。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作，我国要真正地解决种业翻身仗，解决玉米和大豆“卡脖子”问题，育种技术一定要上去，我们也希望国家加大投入。如果科研机构和一批种业公司一起努力10至20年，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反过来，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难度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