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产发展和产业兴旺对中国粮食与畜牧业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巩固可靠。然而，在我国耕地资源有限条件下，在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战略下，大豆因单产低、进口量大，逐渐从传统四大主粮中退出。2020 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 83.7%，创历史新高。再加上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国内非洲猪瘟等多重因素影响，大豆市场起伏跌宕，产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为此，《农经观察》第 23 期以“实现大豆稳产增产保供的路径探索”为主题，围绕大豆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理念、振兴路径与应对策略等进行学术研讨交流。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余欣荣、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张振华、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谢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路铁刚、黑龙江圣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廷等专家，应邀出席本期会商并点评指导。
大豆产需缺口扩大、进口需求强劲、外部风险增多、种业相对滞后，产业安全面临挑战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以来，我国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增加，但2020年、2021年受国内国际市场多重影响，大豆进口量价齐增，产业供应风险再度提升。未来我国大豆消费仍将继续增加，产需缺口呈扩大趋势，进口依赖格局不会改变。
（一）政策调控作用显现，“十三五”大豆种植面积止降转升。自21世纪以来，大豆种植面积逐年下滑，2015年下降至1. 02亿亩，比2001年减少近4 000万亩，达到历史低点。进入“十三五”以来，大豆种植面积转降为升，从2016年的1.08亿亩增加到 2020 年的1.48亿亩，净增4000万亩，年均增长 8.2% ；总产量从2016年的1 293.7万吨增加到2020 年的1960万吨，净增666.3万吨，年均增长11.0%。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殷瑞锋研究员认为，“十三五”期间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主要得益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一是取消玉米临储收购政策，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2016 年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的取消导致玉米价格大幅下跌，大豆种植比较效益提高，种植面积开始止降回升；二是大豆和玉米并轨实行生产者补贴政策，2014~2016 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三年之后，2017 年开始和玉米并轨实行生产者补贴政策，2017~2020 年大豆补贴持续高于玉米，再加上轮作补贴等，农户大豆种植积极性极高；三是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在 2018 年大豆振兴计划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大豆生产扩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以及国内玉米供应由松转紧、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农业气象中心的预测显示，2021 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将较上年减少 1 200 万亩。
（二）大豆产需缺口呈扩大趋势，国产大豆价格长期偏高。中国农业大学司伟教授指出，随着未来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农村和小城镇消费结构升级，对食用油、蛋白饲料、生活必需豆制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必将带来大豆消费量的继续增长。目前中国大豆亩均单产水平较低，与世界平均水平亩产 185 公斤仍有 50 多公斤的差距，与美国和巴西甚至相差 100 公斤左右。按照近 5 年中国大豆亩产年均增长率计算，如果保持 1.4 亿亩播种面积不变，“十四五”期间中国大豆增产空间在 2 100~2 500 万吨左右，但与总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的缺口，未来依赖进口大豆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殷瑞锋预计，2021 年我国大豆消费总量在 1.2 亿吨左右，未来 10 年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从专家分析结果来看，国内大豆生产和进口均面临较大压力。殷瑞锋指出，2020年受临储大豆拍卖完毕、阶段性供需错配、国储库高价收购、多元化市场收购主体囤积、热钱进入、国外期货市场推波助澜、俄罗斯大豆出口限制等多重原因影响，国内大豆价格快速上涨。国产食用大豆现货价格同样增幅显著，黑龙江省食用大豆从 2020 年 10 月份的每吨 4 645 元波动上涨至 2021 年 8 月份的 5 625 元，涨幅 21.1%。代表国产大豆价格的黄大豆 1 号期货指数 2020 年年初为 3 856 元 /吨，2020 年年末为 5 774 元 / 吨，增幅为 49.7%，创下大豆期货指数自建立以来的新高。
（三）大豆进口创历史新高，需密切关注供应链外部风险。2020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 1 亿吨，是当年国产量的 5.1 倍，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60%，世界产量的30%，对外依存度达到83.7%，创历史新高。殷瑞锋指出，国内养殖业对蛋白饲料的需求增长推动大豆进口量快速上升，2000~2020年的20年间，我国饲料总产量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6.41%，到 2020年达到2.53亿吨。与此同时，进口的强依赖和高度集中，也给产业安全带来影响。我国大豆进口高度集中，约90%来自巴西和美国，因此，我国与主产国双边关系变化以及难以预料的国际突发事件均会对大豆市场产生影响，如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价格大幅上涨，进口大豆份额锐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导致脆弱的大豆产业链“断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张玉梅研究员特别强调，未来要密切关注极端天气灾害、气候变化、政治风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对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影响及对我国大豆市场的传导作用。
（四）大豆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对产业发展支撑不足。我国大豆种业仍面临诸多不足和短板，与种业大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韩天富研究员指出，我国在大豆种质资源、种业基础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略显滞后，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基因优势和产业优势；理想株型、抗病、抗虫、耐逆等育种所需材料和现代先进育种技术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欠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绝大多数种子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弱，还停留在购买品种经营权、种子生产和营销阶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国际种业巨头缺乏。张志廷也提到，种业企业还远未成为种业创业的主体，当前 80% 的科技资源仍集中在科研机构，因种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弱，种业企业利润空间太小，平均为 10~12%，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不高。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盖永峰指出大豆农户自留种现象比较普遍，影响大豆纯度和产量。
（五）补贴政策对豆农种植意愿激励作用有限，小农大豆种植面积不稳定。由于大豆振兴计划的实施，大豆生产者补贴及其他补贴力度加大、补贴范围扩大。以黑龙江为例，2020 年大豆生产者补贴为 238 元 / 亩，较玉米生产者补贴高出 200 元 / 亩，再加上科技种田在内的多种补贴，有效增加了豆农收入；从补贴地域来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并开始在黄淮海地区实施玉米大豆轮作试点。但是，由于目前玉米产量高、价格高，相比大豆更容易通过市场价格作用激励农户去种植。程国强指出，在玉米比较收益高于大豆的情况下，地方存在补贴作物与实际种植作物相背离的现象，使得大豆补贴政策失效。来自于生产一线的盖永峰也指出，相比补贴收益，不同作物的综合比较收益才是影响农户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科学谋划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新格局
余欣荣指出，中国有丰富的大豆产业实践经验，未来坚持新发展理念将是破解新阶段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基本指南和方法论。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豆产业稳产增产保供新路径。
（一）以创新发展理念为驱动力，提升大豆科技水平。强调大豆科技创新关键在于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稳定农户收入。余欣荣指出，大豆科技创新的两个发力点，一是加强大豆转基因基础研究，培育自主创新的转基因大豆品种，为提升国产大豆综合生产能力提供技术储备，韩天富提到生物技术将成为提升大豆产业竞争力的强大动力；二是开发具有多功能属性的国产大豆产品，充分挖掘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丰富的特点，开发高新科技、高营养大豆保健产品。张振华指出，大豆要自强，科技是根本出路，大豆科技创新不仅指科研攻关，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包括科技、人才的投入及各类软科技要素的集聚与提升。盖永峰指出高品质大豆优质优价在市场逐渐显现，但农户最大的技术需求技术专家提供适宜品种和配套技术。
（二）以协调发展理念为遵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余欣荣强调大豆产业发展有效利用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在我国农业资源有限条件下，顺势而为的选择，更是农业产业满足国内需求，优化结构的必然结果。程国强指出，大豆产业发展要梳理清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要厘清两个市场在保障高蛋白、高油脂以及饲料豆粕需求目标上的差异性与协同性，要着重考虑大豆国际市场供应链的掌控问题，以及国内生产、消费与市场的稳定性问题。
（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方向，深挖大豆低碳属性。大豆是低碳作物，在当前“双碳”战略背景下，余欣荣特别指出深入研究大豆低碳属性，实施大豆碳排放的可测、可评与可交易，设计相关政策，充分利用蓝箱、绿箱政策，是有效支持大豆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大豆轮作可提升地力质量，司伟教授建议要推广应用粮豆轮作均衡、麦茬夏大豆、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模式，强化大豆绿色生产技术及配套机械的研发。
（四）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指引，拓宽大豆保供渠道。余欣荣提出要将科技创新因素拓展到海外去，促进中国大豆性状材料走出去，服务国家战略。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转基因大豆 DBN-09004-6 在阿根廷获得正式种植许可，该转基因大豆产品具备草甘膦和草铵膦两种除草剂抗性，能够有效解决南美大豆生产的控草难题，这是大北农转基因大豆产品在南美地区市场取得的重要里程碑式进展，也是大北农生物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在南美地区取得的重大进展，为大北农生物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和经营拓展了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五）以共享发展理念为落脚点，实现大豆全产业链利益分享。采取科技、政策等多举并措，实现大豆全产业链利益主体共赢，全面落实大豆生产者补贴，提升农户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保障农民和专业合作组织者利益；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回归到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的轨道上来；针对消费者差异化诉求，在生产绿色健康高端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
凸优势、强科技、稳政策、拓渠道，实现大豆稳产增产保供
张合成指出，目前我国大豆产业发展中有五个问题尚未厘清，影响大豆产业健康发展，包括大豆国际进口与国内生产争夺市场的问题、国内粮食种植与大豆种植争夺耕地的问题、高蛋白大豆品种与高油脂大豆品种争夺市场宠爱的问题、传统大豆品种和转基因大豆品种争夺市场地位的问题，以及补贴手段和市场手段争夺大豆产业导向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要充分认识我国国产大豆的品种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升大豆单产水平，增加总产。
（一）树立差异化竞争优势，走产品多元化发展道路。余欣荣指出，要客观认识大豆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特点，大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民族产品，是民族文化消费品，承载着中国人的记忆。梅旭荣指出，在健康中国背景下，要重新审视大豆多功能性。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油和蛋白粕，油脂含量比较高，但是蛋白质含量不高。国产大豆具有蛋白含量高，外观品质优良，适合做豆制品的优势，在东北地区，即北纬 47 度以北的冷凉地区生产的大豆还具有生理活性物质含量高的特点，特别有利于人体健康。目前国产大豆的这些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基于此，必须大力支持国产大豆生产发展，积极打造“食用、天然、高蛋白”的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国际品牌。韩天富建议发展国产大豆，要走差异化发展战略。张志廷说我国目前品种审定制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产量，但下游产业需求是多样性的，有的偏向蛋白高，有的偏向脂肪高或者油酸高。张合成指出，中国大豆最大的竞争点在功能性上，未来大豆品种审定应增加对功能性品种的审定。
（二）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提升大豆单产水平。张合成总结到，大豆科技创新应聚焦四大任务，并落实好四方面保障措施。大豆科技创新面临的四个核心任务：一是扩面积，要加强大豆保护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大豆有机农田面积，加强盐碱地治理，在四季风带外试验种植大豆。司伟教授认为，未来可通过玉米-大豆轮作、秸秆和有机肥长期还田、深松深耕等技术，力争使大豆耕地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均增加 3%~5%。二是降成本，大豆科技创新要在抗草害和机械化方面有所突破，降低大豆种植的农药和劳动力生产。司伟提出大豆实现增产，未来综合机械化率要从 73% 提高到 85%，漏播率从 10% 降至 5%，收获总损失率从 8% 降至 3%。三是提单产，韩天富介绍到，良种良法的结合已经多次刷新全国大豆高产纪录，未来要实现 400 公斤可复制，300 公斤成常态，200 公斤大面积的发展态势，张合成提出，当前要尽快实现黑河区域亩产 200 公斤目标。四是找替代，要加大力度研究高蛋白玉米品种，以此替代国内大豆紧张供给。同时，做好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强投入，让农业科技投入尽快追平全国平均水平，在科技投入上给予大豆一些特殊政策，继续实施国家大豆良种联合攻关，加大支持力度。二是管基础，要在野生大豆资源保护，大豆主产区水土提升，生态资源长期监测系统建设等方面下足功夫。三是扶企业，培育和壮大大豆粮食企业，增强民族企业竞争力，谢焱指出国内大豆种业企业体量小、研发能力弱。为此，可通过联合、兼并和重组等形式，整合行业资源，建跨地区大豆加工企业（集团），使国内大豆压榨市场逐渐摆脱小、散、乱的初级竞争形态，实现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和全产业链的高效开发。四是改方式，当前农业科技临渴掘井思想比较严重，一定要加强长期的、基础性研究。要对大豆科技创新有的放矢，而不是打包放入生物育种中，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建设。韩天富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大豆种业研发体系，挖掘优异种质和基因资源，加快基础和材料创制，积极参与国际大豆种业科技竞争。张志廷提到大豆稳产保供需要良种良法配套和适宜的栽培技术，更多的要依赖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三）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支持政策，稳定豆农种植意愿和国内种植面积。政府应在坚持市场主导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在保证生产者种粮基本收益的基础上，结合生产者实际种植情况，调整补贴额度、补贴面积和补贴方式，确保补贴资金与实际目标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精准挂钩，对玉米生产者和大豆生产者实行差异化补贴标准，引导扩大大豆种植，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同时，河南省获嘉县专业合作社的李喜亮建议积极探索在黄淮海等产区开展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粮豆轮作补贴试点，进一步挖掘黄淮海地区大豆产能。确保国产大豆种植面积不萎缩、实现国产大豆高产稳产。
（四）拓宽大豆进口渠道，分散大豆国际贸易风险。首先，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增加大豆进口来源国或地区，形成进口多元化格局，分散大豆进口贸易风险。张玉梅建议，可以中俄积极开展大豆省州“结对子”工作为例，积极探索合作模式与路径。加强与大豆主产国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合作，共同合作研发具有多种抗性性状的大豆品种，提高单产水平，进行商业化推广。加强中巴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抵御自然灾害对大豆运输带来的风险或提高其运输效率和能力。其次，要加大境外农业投资和国际农业合作，鼓励企业海外投资覆盖大豆生产、收购、流通、出口等多个领域，通过租地或购地等方式，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建立境外大豆种植和加工基地，完善大豆仓储设施、专用码头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大豆生产与运输能力。
执笔人：王晓君 谢玲红 张 琳 王国刚 胡向东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软科学研究基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