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问题，强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我国大豆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进口依赖度逐年加重。打赢大豆种业翻身仗，提升国产大豆产能，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实现大豆科技自立自强。
一、我国大豆种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豆生产上实现了6次品种更替，支撑大豆平均亩产由1949年的40.8公斤提高到2020年的132.4公斤，单产提高了224.8%，大豆总产由509.2万吨提高到1960万吨。2020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达1.48亿亩。目前，我国食用大豆完全自给，大豆自有品种市场占有率为100%。
（一）大豆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鉴定
我国是大豆起源国，拥有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1956年以来，我国先后组织了3次全国范围的大豆种质资源收集。目前，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中保存的大豆种质资源已有4.3万份，包括野生大豆种质8518份、国外引进种质资源3265份。对1.7万份的库存资源进行了抗病虫、抗逆和品质特性评价，筛选出一批优异种质，为大豆品种改良提供了优异亲本。
（二）大豆基础研究进展
“中黄13”等优异大豆品种深度重测序的完成，使我国在国际上率先构建了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泛基因组，克隆和解析了控制大豆生育期、株型、产量、品质、抗病性、耐旱性、耐盐性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揭示了大豆生育期、结瘤、抗卵菌病害等重要性状的分子调控网络。
（三）大豆育种技术研发和品种选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采用系统育种法选育大豆品种。20世纪60到70年代，开始建立杂交育种体系，培育出“东农4号”“黑河3号”“吉林3号”“文丰7号”等优良品种。改革开放后，大豆杂交育种技术全面普及，培育出“合丰25”“鲁豆4号”“绥农14”“中黄13”“黑河43”等广适高产品种。其中，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中黄13”大豆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年，我国建立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2008年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等科研项目，2014年开展了大豆育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生物技术育种取得显著进展，已有3个抗除草剂大豆转化体获得转基因生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基因编辑技术也开始在品种改良过程中得到应用。
（四）大豆种业企业发展
近十年来，我国大豆种业发展速度加快，全国经营大豆种子的企业有400余家，其中注册资金在3000万以上的有73家。随着大豆种子生产经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种子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
二、我国大豆种业科技的短板
过去十年，我国大豆种业快速发展，但与新时期我国大豆产业发展需求及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大豆单产与美国、巴西等大豆主产国相差80～100公斤，只有世界平均亩产的70%，种业支撑能力明显不足。
（一）大豆育种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与国际种业巨头及美国相比，我国在大豆种质资源研究、种业基础理论研究、育种技术和育种材料创新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大豆种质资源丰富，但资源深度鉴定评价和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基因优势和产业优势。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转基因、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智能设计育种等现代先进育种技术方面，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迫切需要在大豆育种过程中融合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提高大豆育种的效率和精准度。
（二）突破性高产稳产大豆新品种缺乏
目前，全国大豆平均亩产还在130公斤上下徘徊，与美国、巴西相比差距明显。我国大豆育种技术、手段、设施落后，遗传改良进度缓慢，品种遗传基础狭窄，在育种突破所必需的理想株型、抗病、抗虫、耐逆等材料的创新方面，一直未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导致大豆品种产量潜力与美洲主产国产生代差。
（三）大豆生物育种原创性成果偏少
在美洲大豆主产国，通过生物技术育成的大豆品种已全面普及。截至2019年，全球大豆转基因田间试验许可总数达到2915例，但我国所占比例不足10%。跨国种子企业培育出的转基因大豆品种已经进入第三代，至少集合了2～3个目标基因，而我国获生物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大豆仅有3个，且均只转单个基因，大豆生物技术创新与应用水平急需提高。
（四）现代化大豆种子企业发育滞后
大豆育种和种子经营效益与其他作物相比差距悬殊，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能力偏弱、积极性不高，绝大多数种子企业还停留在购买品种经营权、种子生产和营销阶段。全国注册资金在1亿元以上的“育繁推一体化”大豆种业企业仅2家，大豆种企在经营规模、经营绩效、业务领域、管理模式以及种业研发和创新等方面，不仅与国际种业巨头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落后于国内从事水稻、玉米等作物种子经营的企业。
三、打赢大豆种业翻身仗的对策
确保种源自主可控，需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大豆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一）加强种业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
在基础研究方面，要加强大豆重要性状相关基因挖掘利用，特别是与高产、耐密、抗倒、宜机收等重要生产需求相关的理想株型性状，与食品加工相关的品质性状，与生物逆境及非生物逆境相关的抗逆性状，以及与养分高效利用相关性状的关键基因，开发功能标记，建立高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体系；在基础性工作方面，要加快库存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筛选目标性状突出的优异种质资源；在前沿技术攻关方面，组织精干力量，重点攻克规模化基因挖掘、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快速定向育种、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杂交大豆制种等核心技术瓶颈。
（二）加大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力度
针对不同生态区生产实际，选育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需求的突破性大豆新品种。其中，北方春大豆区要重点培育早熟、秆强、蛋白含量高、功能性成分丰富、耐旱、耐低温、抗病虫，适于大面积精准化栽培和机械收获的新品种；黄淮海地区要培育株型紧凑、适于免耕栽培、秆强抗倒、蛋白含量高、抗病虫的大豆新品种；南方多作大豆区要培育秆强、抗病虫、耐酸铝的大豆新品种，尤其是选育适于间套作和菜豆加工型大豆品种，满足南方复合种植方式和多样化市场需求。加快抗除草剂大豆等生物育种新品种生产应用进程，推动大豆生产方式转变和产量效益提升。
（三）健全大豆良种繁育技术体系
在不同生态区，建设标准化、精准化、规模化的新品种测试网络，提高大豆新品种筛选鉴定能力；开展大豆规模化良种繁育技术、种子加工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提高种子质量和种子生产效率，确保生产用种质量和供给安全。
（四）建立科企结合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公益性育种单位的联合，完善利益分享机制，推动资源共享，提升种业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快商业化育种进程，逐步实现种业企业以自主培育新品种和良种繁育为主，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公益性单位以种质资源鉴定与创新、育种方法与技术研究、新基因挖掘等育种基础性研究为主的新模式，进而建立以企业自主创新育种与公益性科研育种相结合的种业技术体系。（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