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四川省审定的11个小麦新品种。这意味又有11个小麦品种拿到了进入市场的“入场券”。
不过，拿到“入场券”并不意味着能顺利推广种植。四川省种子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四川审定（下称：川审）的小麦品种已达267个，但市场推广率仅5成左右。从2019年种植情况来看，超8成品种推广面积不足10万亩。
“品种很多，但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小麦栽培专家汤永禄坦言，他们去基层调研时，不少农民抱怨，“能叫出名字的好品种只有10来个，农民真正要用的，其实一二十个品种就够了。”
不只是小麦。近年来，农作物新品种审定数量成倍增长，但大量品种缺少实质性突破，面临市场推广难题。“问题的核心是科研和市场存在 ‘两张皮’现象。”不少科技人员和种业企业反映。
种业科研成果转化存在哪些“肠梗阻”？如何激发种业科研创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访四川省内农业高校、农科院和种业企业，了解当下种业科研人员的困境。
审定品种同质化现象突出，种子面临推广难题
最近几天，南充市南部县草市街的几家种子经销商店铺门庭若市，前来购种的农户络绎不绝。
春耕在即，各地进入备种期。不过在选种环节，很多农户犯了难，“现在品种太多了，不好选。”南部县容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海涛今年打算种植700余亩水稻，仍然选择购买过去的老品种，“主要还是听农业专家推荐，新品种只敢试种10来亩，如果表现好，来年再扩种。”
品种越来越多是行业的普遍感受。根据省种子站的数据显示，2016年—2020年，川审水稻新品种数量分别为9个、11个，21个、27个和63个，截至目前，能在四川推广的水稻有效品种已达953个（包括四川审定、引种备案、国家审定品种）。
但新品种推广却不尽如人意。仅以川审水稻为例，截至2019年底，川审品种达485个，其中有效品种283个，2019年种植品种201个，占总审定品种的41.44%。这意味着超半数品种未得到推广。
新品种中有突破性的好品种更是少数。种业企业普遍反映，“一个新品种要受到市场认可，往往需要3—5年时间。”也就是说，2015—2017年的审定品种要到2019年才能初步判定市场表现。照此计算，2015—2017年川审品种共42个，37个品种在2019年得到推广，但实际种植面积仅占3.2%，8个品种推广面积不足0.5万亩，即使是其中推广最好的品种，其种植面积仅为14.07万亩，占全省水稻总面积的0.5%左右。
“新品种未能得到大面积推广，说明突破性不强。”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研究员、水稻专家郑家奎说。
品种过剩也让种业企业面临推广难题。在所有作物中，玉米品种最多，目前能在四川推广的玉米有效品种已达1186个，“但没有哪个品种能占绝对主导。”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蒋正伟称，随着品种递增，单个品种的销量就会下降，企业之间也容易陷入价格战。
品种创新不足导致市场推广困难，从而又影响了品种转让。“现在审定的品种太多了，每年种子转让率在50%左右，这个比例不太高，过去可以达到100%。”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坦言。
育种、转让、推广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使转让出去，也面临转化效益较差的问题。四川农业大学教授、该校水稻研究所原所长李平介绍，“川内种子公司实力不强，由于市场转化不充分，企业效益不好，一些品种转让给企业后收款困难。”
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虽然近年来我省育种攻关工作成效显著，但四川种业仍面临整体大而不强、种子企业创新能力较弱、育成的突破性新品种较少等问题。”
多方因素导致市场缺乏突破性品种、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为何近年来新品种审定数量成倍增长？
“这与当前审定渠道放宽、审定门槛较低有关。”四川省种子站相关负责人指出，2016年新种子法实施后，国家拓宽了品种审定试验渠道，开辟了绿色通道试验、联合体试验、特殊用途品种自主试验等试验渠道。“而过去只有行政部门组织的品种审定公益试验。”
“品种审定容易了，转化率就不高了。”汤永禄坦言，该院作物所每年能够转让的种子不到两成。
其二，考核“指挥棒”存在问题。受访专家普遍反映，根源在于当前育种和市场脱节，存在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现象。
“新品种研发主要以争取科研课题为导向，科研课题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就是审定新品种。”汤永禄说，“这些品种跟生产需求不一定很匹配，可能100个品种，80个品种都差不多。”
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一些育种单位倾向于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优势品种进行 ‘修饰’育种，从而重复产生大量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新品种。”四川农业大学科技管理处处长曾维忠说。
不少育种专家认为，当前的考核导向功利化，不符合科研规律。郑家奎与水稻打交道30余年，曾经过17年的攻关，创制出“粳质籼核”杂交稻，获得2001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说，“要完成一个突破性品种，需要10到12年时间，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现在把品种审定纳入科研考核，5年就要考核一次。”
第三，对基础研究缺少长期稳定的支持。郑家奎举例，国内对一个科研项目的支持一般只有5年，而在日本，科研经费预算可以达到10—20年。
此外，在科研经费使用方面，还存在“撒胡椒面”的情况。“很多项目经费，只有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汤永禄说，本来项目经费就捉襟见肘，但一些不具有科研实力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也被纳入了科研支持范围。
即使经费到手，也存在钱不好用的情况。“野外育种很辛苦，风吹日晒，但辛苦工作之后，科研人员基本的餐食可能都保障不了。”曾维忠说，如今科研经费的使用限制太多，无法做到“以人为本”，他感叹道，“现在能够去一线，到田间地头搞育种的科技人员远不如上一代了，很多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待在实验室，发论文。”
激励政策为何失灵，还存在哪些“肠梗阻”？
为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早在2014年，四川省就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允许科技人员兼职取酬、鼓励科技人员离岗转化科技成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等。
2016年，四川省又出台“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条政策”，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离岗创新创业、明确成果转让收益用于奖励的比例不低于70%、允许单位与职务发明人约定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等。
在此背景下，四川省高校、科研院所纷纷开展改革试点。2014年，四川省农科院也启动相关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
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透露，目前，全院科技人员兼职取酬比例很低，“只有个例。”
激励政策为何失灵？
“不是不想、不愿，而是不敢兼职、不敢转让。”不少农业科技人员反映，当前的一些管理规定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一方面，当前职务科技成果权属不明晰，很多科技人员不敢放手去干。按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属于国有资产。“虽然国家已经向科研单位放权，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由单位管理，但单位仍然把它当作国有资产管理。”任光俊说，即便现在提出成果收益的50%可以划拨给科研团队和个人，“但国有资产没人敢去动。”
另一方面，申请程序较为繁琐。按照相关规定，科技人员去企业兼职需要与所在单位签订协议，担任所、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还要由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这主要涉及本单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任光俊说，科技人员也会担心，“到企业钱没有挣到，反而挨了纪律处分。”
此外，科技人员兼职所得的报酬还需交回本单位，以奖励的形式发放。“这一来一回，程序太麻烦。”汤永禄坦言，现在纪检、人事部门的规定比较严，很多科技人员害怕违规违纪，不敢放开手脚，也有人选择不签协议、不打报告。
创新创业路上的诸多“拦路虎”，导致科研育种与企业和市场的脱节，也让大部分种业科技成果“锁在实验室里”，缺乏创新性和可推广价值。
如何调动科技人员从事研发、转化、创业的积极性？
近年来，一些高校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方面已取得一定突破，但受限于单位性质，科研机构要在科技成果权属上突破难度更大。
“如何把科技成果去国资化，在知识产权的归属上突破，扫除职务科技成果 ‘不敢转’的障碍，才能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任光俊说。
第二，还要为科研人员松绑，弱化科技人员的“行政帽子”。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改革涉及国有资产监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和职务发明收益等内容，但各部门的规定存在相互“打架”的情况。“比如科技厅制定的政策，纪检部门、人事部门不参与，但如果没有纪检监察部门的同意，科技人员，特别是有管理职务的科技人员不敢放手去干。”任光俊建议，改革政策的制定上，各部门间要加强协同。
其三，还需提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让出好品种好成果的科技人员依法富起来。曾维忠介绍，近年来，四川农业大学将科技成果转让费及后续收益比例调整为学校5%、院（所室）20%、课题组75%，大大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十三五”期间，学校与200余家企业新(续)签合作协议，推广科技成果700余项次，累计创社会经济效益350多亿元，多名教师在50多家农业科技型企业享有技术股份，转让技术或品种权100余项。
而在育种方面，需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育种目标，构建“研发-转化-推广”分工协同的研发体系。为了找准市场需求，2018年，李平教授联合学校老师创办了种业企业，“市场前景不好的品种就不去开发，才能规避风险。”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科技副院长何志平也建议，“当前育种、扩繁、生产等环节间存在脱节问题，省内有实力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数量偏少，需要建立以市场和商业化成果为导向的育种模式。”
针对当前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曾维忠建议，扩大科研经费的使用自主权。“要给科研人员下田、下猪圈做研究创造条件。科研 ‘放管服 ’方面，要以人为本，才能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让他们愿意走到田间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