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事关大国农业基本盘，5位院士这样说
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近日发布。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文件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
过去一年来，《财经国家周刊》对话多位农业领域的院士，他们以科技为“利器”，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躬身实践。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守好“三农”基本盘的信心所在。
许为钢院士：
中国小麦还要满足中国人的胃
从事了几十年的小麦育种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小麦育种专家许为钢深知种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必须做到种业自主。
近几年来，种业“卡脖子”问题不断被提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麦“争气”出线：我国的小麦品种不仅做到了完全独立自主，而且在产量、优质程度上足以比肩世界先进水平。一系列优质、高产、兼抗多抗、抗旱节水的小麦新品种也被育成并推广，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给小麦的增产定下了“硬指标”：到2025年，播种面积保持在3.5亿亩以上，产量2800亿斤以上。
许为钢对此信心满满。他表示，小麦的增产还有很大潜力。根据他的研究，近二十年间，通过遗传改良技术和农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平均每年的小麦产量都有1.5%左右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秸秆还田等一系列措施的有序推进，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农田质量不断提升。
“10年前700公斤亩产就算是最高的，现在800公斤也大量涌现。”许为钢表示，从单位面积看，现在小麦的高产几率越来越高，从而对小麦丰产有很大的信心。
许为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小麦种业“不失守”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国家对于粮食作物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所以即便我国小麦育种起步较晚，但目前我国小麦育种技术水平已经做到与世界同期发展；另一方面要归功于我国庞大的科研队伍和系统性的科研结构，在这一方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发挥了重大作用，科研队伍在人力资源和梯队建设上有足够的保障。
许为钢表示，最近几年，社会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环保诉求对育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麦育种不仅要解决高产、优质，还要兼顾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环保效益，这也是国内小麦育种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优质小麦育种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应该迈入第二阶段。”许为钢提出，中国的优质小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强筋、弱筋“两头强”的发展模式，而是应该向中国大众面制品质量优化方向发展。
“中国的小麦要满足中国人的胃。”许为钢表示，中国的面粉消耗中，馒头占据35%，面条占据30%，水饺和烙饼各占10%，而这一部分中国大众面制品需求也需要专门的小麦品种来满足。
许为钢呼吁，优质小麦不仅仅只是强筋、弱筋，还需要根据中国大众面制品消费进行细分化，培育更多的适合中国大众面制品的专用小麦品种，甚至针对特定人群需要的特种品种，如符合糖尿病患者食用需求的抗性淀粉高含量小麦品种。
许为钢认为，为了实现优质小麦育种的阶段性新目标，品种的育种技术要创新，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需要调整。“我们不仅能吃饱，吃到好吃的面包，还要吃到更好吃的馒头、面条。”
胡培松院士：
让中国人吃上好大米
水稻在中国人饮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水稻良种攻关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经过几代人努力，我国高产水稻育种成绩斐然，我国的水稻品种不仅做到种源基本自给自足，良种覆盖率超过96%，在育种科研水平和单产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从事了几十年水稻育种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说：“我国水稻的良种攻关，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干不好这件事。”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虽然取得一定成绩，我国水稻育种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优质稻和先进育种技术应用等方面，仍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水稻育种工作的忧患意识不仅要体现在产量上，还表现在质量上。
“过去我们专注于解决温饱问题，一定程度上对品质重视不够。随着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逐渐稳固，下一步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优质稻的育种，让中国人吃上好大米。”胡培松说。
谈及好大米，胡培松提到了日本大米、泰国大米。据统计，日本商品化的稻米品种有250多个，排名前五位的水稻贡献了60%以上的产量。这其中，号称“世界米王”的越光大米自上世纪50年代育成后，至今仍是日本第一大水稻品种，覆盖日本35%的水稻种植面积。
我国并非没有类似的优质稻米品种。从研究结果来看，最著名的稻花香2号，学名五优稻4号，就是在我国东北黑土地上培育出来的优质稻米，这一品种在口感、直链淀粉含量、晶莹度等方面，均不输于日本越光大米。
“但与越光大米相比，我国五优稻4号的产量不高，易倒伏，出米率也偏低，且可种植范围仅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胡培松认为，优质稻的评判标准复杂，仅靠口感、直链淀粉含量、蛋白质、性状等几项指标，不能完全评判稻米的品种优劣，需要在理化指标和品种稳定度、产量方面，体现更高的要求。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逐渐搞清楚了差距究竟在哪里，也就能够确定努力的方向。”胡培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我国几个南方籼米品种已经可以比肩泰国香米，育种科研界目前定下的目标是，在三年内争取育成粳稻能够比肩日本越光、籼稻能够比肩泰国香米KDML105的品种。
如何实现优质稻育种的新突破？胡培松给出的一大关键词，是技术创新。
“我们的种质资源利用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胡培松看来，我国已收集保存大量稻种资源，在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国家中期库保存8.6万份资源，在水稻起源与演化、功能基因组等方面居国际领先。如何加强对现有资源开展系统、规模化的表型和基因型精准鉴定，发掘出具有育种重大应用价值基因，助力育种水平提升，是目前和下一步工作重点。
2021年，胡培松所在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开始了对于现有水稻种质资源表型、基因型等的规模化精准鉴定，以此来提高未来科研育种的效率，通过梳理现有资源，助推水稻育种跨越式发展。
除此之外，胡培松还特别提到了新兴生物和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水稻育种方面的应用，在他看来，生物育种技术与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学科交叉，将加快推进新品种的育成。
胡培松认为，目前国内的育种技术，学科交叉不够，“十四五”期间，国内将启动“生物育种专项”，这是农业领域唯一的重大专项，希望将学科交叉的新育种体系搭建纳入其中。胡培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国际领先的育种技术将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引入到传统生物育种中，传统育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矮秆育种和杂交水稻技术属于传统育种技术，现在国际上一些跨国公司已经进入到了利用新技术参与生物育种的4.0时代。这提醒我们，需要尽快走过2.0到3.0的爬坡阶段。”胡培松说。
钱前院士：
水稻育种将进入“科技无人区”
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当前我国水稻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万公顷左右，2021年平均亩产474公斤，处于全球单产水平第一梯队。
我国水稻产业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与我国水稻育种的先进性密切相关。从事水稻育种工作几十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认为，我国水稻育种方面的科研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种质及基因资源，其次是育种基础研究，还有就是育种技术。
我国的水稻育种技术经历了矮化育种、杂种优势利用和超级稻培育三次飞跃，其间伴随矮化育种、三系杂交稻培育、二系杂交稻培育、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理想株型育种和绿色超级稻培育等6个重要历程，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可固定杂种优势的水稻无融合生殖育种技术，建立了从分子模块到设计型品种的现代生物技术育种创新体系。
钱前也提到，虽然在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水稻育种水平上，我国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我国水稻产量增速有所放缓；化肥、农药使用率持续增长；持久、广谱的抗性基因匮乏，一些病害存在“老病新发”态势；与农业智能化、机械化配套的优良品种及耕作技术较为缺乏；基因编辑、智能设计育种、机械化装备等新兴交叉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还存在不足。
在钱前看来，未来水稻领域的研究将逐步进入新的“科技无人区”，需要更多敢想、敢干、敢创新的科技工作者在理论创新、理论与生产有机融合、产业再升级等领域不断探索，以继续保持领跑优势，进而实现农业科技价值的持续输出。
传统水稻育种技术为我国水稻稳产高产、口粮自给自足打下了坚实基础。钱前认为，我国人口众多，可耕地资源有限，要想养活14亿多人口，首先要保证口粮的绝对安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育种目标以高产为主。
在他看来，当下我国已解决了高产问题，未来水稻育种的主攻方向及目标，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展优质稻、轻简栽培和绿色高抗品种的培育。
“长期研究证明，优质和高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如何在稳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品质，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育种方向。”钱前认为，需要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深入研究优质和高产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是未来育种水平不断提高的内在驱动力。
在他看来，要培育满足国民品质需求的优质稻，一要利用好水稻种质资源，特别是国家库存资源，千方百计发掘优质种源为育种所用；二是深入研究优质稻形成的遗传规律，克隆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优异等位变异，用于优质稻品种选育；三是加强优质稻品种分类审定和优质大米产品的保护，保障优质稻育种者和种粮农民权益。
除了技术本身的完善，钱前认为，在全球市场竞争层面，需要不断加强我国优质米品牌建设。
“我国稻米产业在全球话语权不够，主要原因是我国稻米基本用于本国消费，尚无余力参与全球粮食竞争。”钱前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在内销为主的同时，我国优质米在产权保护领域尚存不足，在品牌建设、产品质量稳定性等方面仍需努力。
“我们要鼓励和支持具有工匠精神的育种家和基础研究人员持之以恒地开展相关研究。久久为功，真正使我国稻米产业，不论在产量、品质还是在科技领域都能独领风骚。”钱前说。
周卫院士：
以科技创新破解“耕地要害问题”
保证粮食安全，其根本在于保护耕地。
得益于土地释放的生产潜力，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20%的人口，但总体看，我国耕地资源“三少”特征凸显，即人均耕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可挖潜耕地资源少。
如何采取科技创新手段，实现耕地保护并提升地力，支撑我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细，从根本上保障粮食供给，是我国农业领域的焦点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耕地科技创新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表示，加快耕地科技创新，加快实现耕地科学保护和利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021年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启动“沃田科技行动”，集聚农业资源与环境、作物学、植保、农业工程与机械、信息等学科优势资源与力量，引领带动全国耕地科技队伍，系统谋划、协同作战，攻克耕地基础前沿科技，破解关键“卡脖子”难题，支撑我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细。
为确保“沃田科技行动”的顺利实施，国家耕地科学中心成立，周卫被聘为耕地科技创新总首席科学家。他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从具体耕地类型来看，耕地问题也可被总结为“七块地”问题，即东北黑土地、北方旱地、南方水田、南方旱地、盐碱地、设施农地及后备耕地。
周卫介绍，聚焦“七块地”的关键问题，中国农科院将在“护黑土、肥旱地、阻酸化、保水田、改盐碱、强园地、挖潜力”上下功夫，进行“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创制—模式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突破“土壤组学、生物固氮、养分管理、秸秆还田、有机培肥、污染防控、酸化阻控、盐碱改良、旱作节水、智能装备”等十大关键核心技术，着力解决耕地重大科技瓶颈问题。
此外，科技行动还将优化完善耕地质量联网观测、国家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数字土壤与智能监测等，构建全国高效协同的观测监测体系，查清不同生态类型耕地质量及其要素的演变过程与规律。同时，建设国家耕地科学中心、耕地培育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重大平台，着力打造耕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对此，周卫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到2030年，耕地质量退化将得到有效遏制，支撑示范区耕地质量提升1个等级，粮食产量提高10%以上，农作物秸秆还田率达到87%，有机肥利用率达到90%，化肥利用率达到50%，农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提高6个百分点。
印遇龙院士：
打造生猪种业“中国芯”
“即使长得慢一点，也要把老祖宗留下的猪种保存下来，这是历史的使命。”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畜牧学学科带头人印遇龙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猪育种科研工作，在他看来，中国本土猪种质资源保护和进一步选育是当代育种人的必答考题。
印遇龙表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完成了从“引进吸收、改良提升”向“创新追赶、自主选育”的转变，步入了自主创新的新时期。生猪种业科技具备了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研究到成果推广的创新能力。种猪生产性能不断提高，企业育种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在育种技术方面，基本能够与国际水平“并跑”，部分领域领先国际，奠定了与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基础。
“我国生猪种业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现在主要问题是‘好不好’。”印遇龙介绍，我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猪种质资源，不仅有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商业化猪品种，更有大量我国独有的地方品种资源。
在他看来，我国生猪种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流商业化猪种的种猪性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二是我国地方猪种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对地方猪种的利用缺乏整体规划。
“国家间猪育种的竞争，主要是商业化瘦肉猪生产效率的竞赛，通过部署生猪种业自主创新重大科学工程，加强生猪种业基础研究和育种技术创新和应用，培育出生产性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猪，十分必要。”印遇龙说。
他认为，我国生猪种业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加强对主流商业化猪种的选育提高工作，让这些猪种的性能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地方猪种的开发和利用。
“保存本土猪种和加强本土地方猪的品种选育，是布局我国生猪育种技术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使命。”印遇龙说，地方猪种目前虽然在生产效率等方面还与国外商业化猪种存在差距，但却是通过长期选择而留存下来的品种，在某些方面有其优点。
在他看来，我国地方猪种质创新非常必要，一是我国地方猪种质优良，是保障优质猪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开展地方猪种资源保护与优化利用研究，形势紧迫、意义重大；二是我国地方猪品种数量急剧减少，85%的地方猪种群体数量明显下降，地方猪保种形势迫切；三是我国地方猪种肉质优良、抗逆性和抗病性强等优点突出，但受生长慢、瘦肉率和饲料转化率低等制约，地方猪有效保护和产业化生产受到限制。
印遇龙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开展研究，对瘦肉猪育种和地方猪种的利用进行整体规划，根据市场需求，有目标地开展选育、杂交利用等工作，提高种猪的生产效率和效益。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