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山东寿光，温暖而湿润，正适合蔬菜种植。
山东寿光市距北京仅400公里，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畔，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这里仅有102万人口，84万亩蔬菜面积，却拥有587个冠以“中国韭菜第一乡”、“中国胡萝卜第一镇”、“中国香瓜第一镇”等名衔的专业镇村。
不过，这里的蔬菜繁衍的却多半是外资基因。
“我们主要经营蔬菜种子，在寿光的蔬菜种子市场份额可以占到60%。”5月7日，山东寿光一家外资种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瑞士先正达、以色列海泽拉、荷兰瑞克斯旺等公司为代表的外资种业巨头就开始在寿光布局。到目前为止，仅寿光一地，就有30多家外资种子企业建立了示范基地。
“种子对于农业增产的贡献率超过3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祝晓莲5月11日介绍，由于外资种子产量高、抗病性强、蔬菜品质高，绝大部分当地菜农宁愿选择进口种子。尽管，进口种子的价格比本地种子价格贵出好几倍。
中国种业的市场潜力可以用数据来表明。4月29日的第二届生物技术与农业峰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玉米中心主任张世煌透露：“中国种业年贸易额约350亿元，占世界(300亿美元)的14%。”
正是这个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跨国巨头。布局销售渠道、建立研发中心外，它们还纷纷参股本土市场的优势种子企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剑在2008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公司已有76家，其中包括26家独资公司、42家合资公司、8家中外合作经营公司。
“目前，外资企业蔬菜种子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了中国蔬菜种子市场的半壁江山。”祝晓莲说。
另一个明显的对比，体现在财务数据上。
2009年4月2日孟山都(Monsanto)公司发布了季度财务报告，该公司二季度(起止时间为2009年1月-3月，孟山都一个财政年度起始时间为每年9月)，其中，孟山都包括转基因品种在内的玉米种子销售毛利润达到14.12亿美元，增长20%;而包括转基因品种在内的大豆种子毛利润达到3.73亿美元，增长39%。
4月23日，被喻为“中国种业第一股”的丰乐种业(000713.SZ)发布了2009年一季度财报。其中，该公司净利润为1183万元，上年同期为1479万元，减少20.03%;营业总收入为2.16亿元，上年同期为2.24亿元，减少3.77%。
不久前的3月20日，丰乐种业的2008年度财务报告中，将2008年公司净利润的大幅下降的原因陈述为：“公司2008年净利润大幅下滑，主要是公司主营玉米种子销售大幅下滑，同时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317万元，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消彼长。
“孟山都的利润很重要的一块还是在控制专利的转基因种子领域，这也是其在金融危机之下保持高额利润的原因所在。”关注孟山都的一家国际环保组织中，负责食品与农业项目的主任方立锋告诉本报记者。
转基因再引争议
孟山都中国公司一度表示接受本报采访，但看过采访提纲后，又以未收到总公司回复为由，拒绝回应相关问题。
尽管保持低调，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的孟山都仍因“转基因”这个名词而被推到舆论之尖。
2009年4月，上述国际环保组织向孟山都有关负责人递交公开信，要求其公开涉及中国粮食问题的专利细节，以及他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
一如既往，孟山都没有回应。
孟山都目前在转基因种子领域颇受争议，因其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国际市场份额，带来高科技同时，也正在改变农民与土地延续了几千年的共生关系。
根据孟山都公司网站的信息，早在1923年，孟山都就凭借糖精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随后，孟山都在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设立销售机构，从而建立该公司在远东和中国地区第一个市场和销售办公室。
此后，孟山都在中国发展有限。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孟山都才开始酝酿扩张，先后在上海、广州、北京、香港等地设立销售业务代表处或分公司。
之后，孟山都选择了携手本土企业的方式开拓中国种业市场。祝晓莲认为，这是因为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外资公司在中国开展种业业务必须与国内企业合资。
1996年11月，孟山都与河北省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种子站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从而利用合资公司将第一代保铃抗虫棉带到中国市场。
两年后，孟山都又在安徽省成立第二家合资企业---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抗虫棉，所以一开始孟山都的转基因棉发展很快。”5月13日，一直关注转基因种业发展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告诉本报记者。据其介绍，随着中国自主研发的抗虫棉的推广，本土棉花种业很快又夺回了这部分市场。目前，孟山都转基因棉所占市场份额约在10%。
转基因棉之后，孟山都又开始推广玉米等种业。其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中化集团旗下的中国种子集团(下称中种公司)。双方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发并推广迪卡品牌的玉米和向日葵杂交品种。这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开始。随后的8月21日，孟山都宣布与中种公司签定协议，扩大对双方中国合资企业的投资额。
祝晓莲指出，近年的粮食危机、粮价上涨等因素，导致对粮食安全的讨论增多。去年，国家又出台转基因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是个信号，表明中国是大力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用转基因技术来确保粮食安全。
已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计划中已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为关系国家未来科学发展、堪称“重中之重”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参与《生物安全议定书》起草的科学家薛达元曾对本报记者透露，此次转基因重大专项计划动用资金将近200亿元。
也正因此，多年悬而未决的转基因水稻等作物有望在我国获得商业化审批的消息在坊间传开。一直致力于转基因技术研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也对此表示乐观。
其实，早在2004年，孟山都就获得中国农业部发放的抗农达基因改造大豆、两种转基因玉米及两种转基因棉花的永久性进口安全证书。此举为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持续进口奠定基础。
具体的种业之外，孟山都还在研发领域动作频频。2009年4月3日，孟山都与湖南大学达成协议，投资300万美元开发用于改良作物的新型基因;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孟山都近期正在大量招募新员工。
“把优秀人才挖过去，这的确给中国种业发展带来很多挑战和强烈的竞争。”祝晓莲说，不过她认为，这是公司行为，公司要盈利，要采取各种手段，可以理解。
方立锋则表示比较担忧。“孟山都和这些科研机构、院所的协议的具体细节都是不公开的，以后这些研发的专利和技术到底属于谁?中国又如何规避专利问题?”
“几何数量级的差距”
提及投资规模，在中国市场总投资已达2亿美元的先正达，也是中国农业领域最大的外商投资者之一。
种子业务位居全球种业第三的先正达，早在199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虽然中国市场对先正达全球市场收入的贡献仍然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但先正达已经把中国市场划归为将重点投资的新兴市场。”3月28日，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王迅告诉本报记者。
据先正达种业亚太区业务开发总裁Christopher Allen介绍，先正达在中国的种子业务主要分为蔬菜种子和大田农作物种子两大类，业务范围覆盖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质检及销售等全过程。
“种子在中国市场不是完全开放的。”Christopher Allen说，根据中国的政策，作物种子只能通过其与中国的合资公司进行销售。
Christopher Allen描述了先正达蔬菜种子的销售流程：在北京周边的顺义、山东寿光等地，先正达投建了专门的种子培育基地，并对培育出的种子进行加工、分装，再利用物流供应链散布到全国各地。“这种物流甚至可以用快递，因为种子都很轻。”
相比之下，大田农作物的种子销售则复杂很多。
根据我国2007年修订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农作物新品种育种和种子开发生产属“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中方必须控股50%以上。也就是说，外资公司只能与本土种子公司合资，共同发展大田作物，且不能控股。
直到2008年初，先正达才完成了与河北玉米种业公司三北种业的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得到三北种业49%股份。
“我们现在还处于巩固与三北种业的合资公司阶段。”Christopher Allen说，是否继续并购第二家本土种业公司要看这块业务的自然增长情况。而亚太区给出的增长标准是保持两位数增长。
尽管大田作物的种子业务起步不久，先正达在转基因种业的发展却非常迅速。
2007年，先正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致力于对玉米、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等主要作物新农艺性状的研究;今年2月，先正达又与安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旨在以水稻为模式植物，对新型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室和田间验证，用于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性状研究;去年10月，先正达还在中国建立了农业领域首个独资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外资公司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交流。”一位转基因领域研究专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研发机构开始选择与企业合作，而这也是将研发与产业发展挂钩的路径之一。
对此，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指出，外资巨头在研发领域投入非常大，与国内企业的差距是“几何数量级的差距”。北京奥瑞金种业规模在本土种业中排名前三，目前也与国内不少科研机构有合作和交流。
“我们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将会继续加大，这会成为先正达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王迅说。不过他认为，先正达对中国市场的投资青睐与中国对转基因领域的重视只是巧合。
据王迅介绍，先正达在2000年由捷利康农化公司和诺华的作物保护和种子业务合并而来。在合并的最初几年，先正达一直在进行内部整合。
直到2004年整合基本完成，先正达调整了原有的发展战略，将生物技术作为公司三大核心业务之一。先正达对生物技术领域的重点投资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王迅也是在此背景下，在中国筹备建立了独资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据悉，先正达在全球一共有六个研发基地(其中一个在北京)，每年在研发领域投入10%的销售额。
4月28日，国家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夏敬源在第二届生物技术与农业峰会上做主题演讲时提及，世界十大跨国种业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利份额达到50%到60%，加速技术产业化，全球转基因种子市场由1996年的1.1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5亿美元，年增长率13.6%，为常规种子市场增长率的一倍多。
化学巨头陶氏化学也打起了中国的种子生意---2009年2月，陶氏化学的全资子公司陶氏益农公司与位于中国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宣布，双方已签署一份研究协议，将把陶氏益农的生物技术平台同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先进水稻种植资源相结合。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陶氏益农公司全球研发副总裁、陶氏化学核心生物技术副总裁Daniel R.Kittle表示，“期待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合作，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水稻新技术。”
产研一体化的耐心
1999年以77亿美元兼并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种子公司---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后，杜邦开始涉足种业。
杜邦先锋种子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刘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虽然当时几家大的生物工程公司把生物工程技术研发推向市场，但如果没有种子这个载体，很多技术没办法实现其价值，没法传递到市场，于是就开始收购种子公司。”
刘石认为，种子公司对于农业的贡献非常大。“国外有一个统计，过去一百年来农业增量提高60%是种子公司贡献的，但过去种子公司的价值没有被意识到，所以种子公司处在小而分散的状态。在中国有3000多家农作物种子公司，这在其他行业很难见到。生物技术出现后，种子公司有了整合的趋势，因为分散使技术很难传递到市场，于是出现了并购。”
“因为生物工程的出现，整合了这个行业，在生产规模的先进程度上来讲把种子摆上了新的阶段，可以说由于生物工程的出现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整合和技术的发展。”刘石说。
对包括杜邦先锋在内的众多国际种子公司而言，中国的种子市场十分庞大，但还称不上成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公司高管指出，“中国种子行业的分散性是特别明显的，从产业化来讲还是个起步阶段，也就是打破过去的所有制，从国有到市场化。”
上述高管认为，现在国内经营农作物的公司有3000多家，这些公司从规模和研发投入上都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体制的问题，一个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没有一个好的保护，没有人愿意在研发上进行投入，投入了也很容易被别人复制。”
因此，在1997年杜邦先锋北京办事处成立后，次年，就建立了铁岭研究站，保证技术先行。2001年，杜邦先锋开始打造自己的商业团队。
2002年12月，杜邦先锋与登海种业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了股份比例为49:51的山东登海种业有限公司，针对中国北方生产夏季玉米种子。该公司于2004年开始商业销售。四年后，杜邦先锋和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成立了第二家合资企业，针对中国春玉米地区供应玉米杂交种子。
另一方面，杜邦先锋也已根据中国国情建立自己的育种基地。
据刘石介绍，“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曾从美国带了一些东西进来，但是经过测试，表现不够好，因为它是在美国的环境下培育出来的，会水土不服，这也是先锋在中国国内建立育种站的动因。后来在中国建立育种站，在这个环境中筛选适合中国的品种，这样的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全国有十几个品种通过省和国家的审定。”
在中国育种基地项目上，杜邦先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
“我们在中国(的育种基地)是跟一个村一个村地签，要给预付款，提供帮助，在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结算，大概一亩地1000多块钱左右。种籽是我们来育，生产的时候跟农民签合同，他们按照我们的技术标准种植，我们的技术人员直接管理他们的田地，监督。实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体系一个是执行力度。”刘石说。
杜邦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从1996年开始进行科研投入起，该公司用了10年时间才实现盈利，体现出足够的耐心。“其实大家现在还是比较急功近利，比如考核体系，这样做事情就比较注重短期，只看眼前。杜邦则认为应当先让农民赚钱，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