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十多年来，棉农的情绪随着棉花价格的高低而起落，像坐过山车一样。本报记者 江文耀/摄
三农问题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小康。但自从第一轮改革浪潮过后，农业、农村和农民却成了一个“问题”。农业集约化经营尽管已经在很多地区试水，但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首先最需要的或许还是思想解放。
以集体化破解农民增收困局
目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农民，成立合作化组织，节制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渗透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养20头猪，种10亩地，可以成为万元户，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如今，农民养同样的猪，种同样的地，有时才只有几千块的收入。
“农业的收益到哪儿去了呢？”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经常以此为例发问。大涨大跌、时赚时赔，中国的农产品多年来已跳不出这样一个怪圈。与农产品绑在一起的农民生活也随之大起大落。
农业增收困局20年未变
如果把江西棉农的收入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棉花价格随市场徘徊的轨迹。
德安，这个江西北部小县城，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以种水稻为主。80年代后期，棉花种植的引进给了农民很高的积极性。那时，棉花的价格在2元左右，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并没有成为农民的负担。
“很多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大大小小的村庄祠堂也开始建起来。”当地农民金起根回忆说。
但是近几年，农药、肥料、种子统统在涨。以复合肥为例，前几年价格每包在120元左右，而去年价格一下升到240元，并维持高位运行。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在不断增长，但棉花价格不但涨幅有限，有时还降得厉害。市场一旦不好，农民往往白辛苦一场。
国家的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德安农民的坎坷经历。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农村的好消息不断，那段时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1978～1984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1988年，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而到1989～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1.9%；1992～1996年，年均增长5.6%；1997～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3.7%；近几年，农民收入又有所增加，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但这是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基础上实现的，并不是农村又焕发出活力的表现。
“如果除掉补贴和涨价的因素，农村经济境况并不乐观。”李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农民增收困局20年未变，“我们现在说农民收入增长实际是个伪命题，农民收益并没增长，而是我们把农民工的收益统计了进去。”
资本在瓜分农民利益
李昌平介绍，80年代的整个农业产业收入归农民，国家管制肥料不能随便涨价。但随着的市场的放开，资本集团越来越多地分享了农业收益。种子、农药、化肥、运输、技术服务，还有流通加工领域及市场领域都被资本控制了，并在各个环节瓜分农民的利益。
“农民在农业领域获得的收益越来越低，只有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民可以赚点钱，还没有定价权。”李昌平说。
河北农民王连军很清晰地看到了这点：“如果农村能形成产业一条龙，粮食、猪等直接转化成产品卖出去，中间商的利润就留在农村，农民才能赚钱。”
而目前，农民只能赚取整个产业链条上很少的一部分。“有风险我们扛，大头别人拿。”王连军说。
不过，王连军对于十年之后农民能靠种地和养殖致富并没有太多期望，因为个人力量太单薄，需要靠强有力的村委会组织农民做这些事。
但谁来组织？农村基层组织在联产承包制后基本处于溃散状态。
农村实现小康挑战重重
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步走的第二个十年。对于农村能否实现小康，学界有各种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告诉记者，农村实现小康的水平取决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安置越来越多的农民，农村的土地增加，农民可以种更多的地。同时，国家提供的补贴也相应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这种转移支付也能相应增加。
“十年后中国能否达到小康目标，我还是比较乐观。”不过，党国英也承认目前城市化存在的户籍、医疗等各种问题，“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使农民能够在城市住下来”。
而李昌平对于十年之后农村能否实现小康并不乐观，“如果按照现有政策，农村十年之后基本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农民收入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从实现温饱到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阶段中国走了二十多年。中国农业在解决温饱之后已经走到一个瓶颈阶段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瓶颈就是农业产业化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的矛盾。
“在农村往往是你砍梨树种李树，我砍李树种杏树，他砍杏树种梨树，中国农村结构调整了几十年都没有调整过来。”李昌平认为目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农民，成立合作化组织，节制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渗透。
不过，农村集体化目前仍是个敏感话题，有人把它归为开历史倒车。实际上，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农村的“两次飞跃”问题，1992年7月23、24日，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说：“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清楚地指明，依靠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它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只有集体化集约化才是农村改革的未来之路。
对话：农村小康的核心问题是组织
李昌平 三农问题专家
《国际先驱导报》：今年很多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得到了收益。他们很希望今后也能这样。
李昌平：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农民在农业中其实得不到好处，哪怕大蒜价格涨了几十倍，农民又得到多少钱？
农业发展分四个阶段，我们大体上还处在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是：“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如果没有组织化，农民从农产品涨价中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涨价是体现在流通加工环节。没有组织密集就没有资本密集，没有资本密集，你生产的东西就只能以初级产品的形式，十分廉价地出售，赚不到钱，甚至增产减收。
我总结一句话，就是要想让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就一定要农民组织化。在权力博弈中，他们也更有力量。现在农民像一盘散沙。
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溃散，如何达到组织化？
过去的村民管理制度是建立在集体经济之上，由村民自治。组织能够发展，是因为有收益。组织不起来，是因为没有收益。政府也是一个组织，企业也是一个组织，农民组织也一样，你不能够让他产生收益，他怎么能够组织起来。
既然组织不能带来收益，农民也不可能拿钱给组织，突破口在哪？
关键是调整基本经济制度。你要扶植合作经济或集体经济的发展，不是扶植龙头企业的发展，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这就是邓小平讲的第二次飞跃。如果不这样搞，农民就没办法富起来。
在你看来，是不是现有的农业政策已经不适合新形势要求了？
第一，现有的政策还停留在过去增产增收的阶段，而农业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需要更合适的政策。第二，农业蛋糕本来小，但分蛋糕的人多。现在资本分了一大块，农民分了小块。我们不应该扶植资本，现在有些政府把几亿农业产业化的钱给企业，这是不合适的。第三，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社会层面，农民组织必须要扶植起来，农民组织是农村最重要的社会要素，这么多年，政治层面的农民代表越来越少。第四，资源从中央到地方的配置的方式和路径有问题，政策很好，钱下发得也快，但是真正能到农民手里的有多少？第五，基层干部都是从上往下派，下面的人起不来。下去的人不懂农村，农村的人上不来，就没有积极性了。农村很多事没人去做，不能引导农村朝健康的方向走。给农村造成不安定因素。
你觉得十年后农村有可能实现小康吗？
对于目前面临的情况，我不乐观，但如果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十年奔小康足够。这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033)＃
畅想：农民能靠种地富起来
金起根 52岁 江西棉农
因为种地不赚钱，我曾经四次出门打工。今年，才终于从种地上看到了一点希望。
我今年52岁，是江西德安县农民，叫金起根。我所在的江西北部农村以种植棉花为主。2008年，棉花丰收，但价格却暴跌，每斤只有1.6元。我种了10亩棉花，刨去农药化肥等投入后，只剩下三四千元。还有不少棉农更是所剩无几，很多老乡都感叹“打了一年长工”。
因为棉花没多少人敢储藏，所以最后许多像我一样的农民都是含泪卖棉。
不过，今年棉花价格总算给了我们一点安慰，10月棉花刚开收，价格就从2.8元起不断增长，最高涨到3.6元，真是风水轮流转，大家都笑了。
十多年来，我的感受就像是过山车，棉花价格一直在一元到三元来回变，涨时高兴，降时发愁。可是由于这几年，农药、化肥、种子不断涨价，真正能到手的收入还是相对较少。庆幸的是，我们村在90年代把新房都盖起来了，如果等到现在，依靠种棉花盖房还真有些够呛。现在钢筋水泥装修材料都在涨，比过去成本高好几倍。
由于种地不赚钱，为了增加收入，我还曾养过鸡。但是我刚贷款2万元把养鸡场建起来，买了几千只鸡，就赶上饲料价格飞涨，由于成本太高，只能放弃。随后，一场鸡瘟使很多像我一样养鸡的农民血本无归。
无奈之下，我在2000年开始外出打工。我到过安徽、上海等地，一般都是由老乡介绍，他包一个工程，便拉上我们一些村民。不过，当工程结束，又没有新工作时，我只能回家，等下次的机会。如果有工程做的话，一天赚个一百块，其实对我们农民来说还算不错。
不过这种打工的日子也不长久。去年，我第四次出门打工。由于年纪大，身体不好，在工地干活时突然晕倒，花了很长时间才康复。
我老了，手脚笨了，做事慢，老板看不中，我也不会想着再出去了。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明年棉花价格会怎样。如果农民种田能赚钱，也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出去，外面辛苦得很。
我最希望的就是棉花的收购价格再高一点。一些贩子垄断了棉花的流通，他们收购棉花后囤积在手上，不到一定价格不出手。在市场棉花不多的时候，国家急需棉花，只能从国外进口棉花，最后，倒霉的是我们农民。
前不久看新闻联播，温家宝总理说要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我觉得这是农民的希望，国家应该拿出部分资金，成立合作组织，让农民负责收购和储存。十年以后，农民能不能靠种地富起来，我觉得完全靠国家，国家想我们农民富起来就会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