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 人
说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生物育种，就不能不提到转基因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的高新技术，农业育种技术的核心就是通过转基因技术、细胞技术改变种子的分子特征，培育出新的品种。国家非常重视生物育种产业，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但众所周知，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一直争论不休。
在两会前夕召开的“农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发展高层专家座谈会”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和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启发分别介绍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转抗虫基因水稻，表示这些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的关键营养成分没有生物学意义差异，毒性试验对试验动物未发现不良影响，与已知过敏原无同源性，与非转基因水稻、玉米具有同样的安全性。
随后就有新闻报道说，130多名学者联合签名，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保护中国粮食安全。
显然，围绕转基因的争论仍在继续。尽管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粮食主权安全，但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问题。
由于从事过科技和环保的报道，围绕转基因展开争论的双方中的一些专家学者笔者或多或少地有过接触。支持者中如中国农科院的范云六院士，反对者中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和国家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在此，笔者不想将他们的观点再加以引证赘述。但说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均是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具有学术背景的他们，其观点对公众的影响力要比官员还大。当公众面对均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声音却不相同时，公众该相信谁呢？结果是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无法从学者那里寻找到自己判断的坐标。如果知识界都难以向公众传达出一个基本一致的声音，那就说明所涉及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值得思索。
在工作中，笔者也接触过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坦率地说，绿色和平在宣传中还是比较追求客观的，往往会主动向记者提供在一个问题上观点针锋相对的专家学者的联系方式，便于记者做全面的客观报道。但是，在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上，其完全停止转基因研究的想法让笔者始终难以接受。绿色和平曾呼吁中国要重视因转基因知识产权可能引发的与外国公司的专利纠纷，甚至说这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完全停止转基因的研究，岂不是会与外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将来应用这一技术，我们岂不是会更加受制于人？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转基因研究在少数作物上具有一定优势或特色，但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产业化机制尚不健全，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积极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但同时，对于人们对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怀疑，专家学者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来消除人们对转基因安全性的怀疑，至少要在社会公众心中形成一个基本主流的认识。否则，在相当数量的人还对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时，其商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前景恐怕难以乐观，考虑到公众的相互感染和影响，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业化种植必须要防止公众在心理上出现公共健康危机的苗头。
事实上，在对待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态度上，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态度应该最为客观。他认为，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对待转基因食品，特别是可直接食用的转基因品种应持科学慎重的态度，但也不能简单拒之。他说：“转基因食品对于人体是否有伤害，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考察，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得出结论。”袁隆平呼吁召集志愿者加入转基因抗病虫水稻的人体实验，笔者以为，这才是更为科学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