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农民见个代表咋就这么难？!”从黑龙江千里迢迢赶来的白忠（化名）不停地抱怨着。
3月8日清晨,《华夏时报》记者在西直门宾馆门前遇到了这位来自国产大豆主产区的农民,西直门宾馆正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的驻地。
白忠说,一位姓高的老总会出来接他,但再与高联系,高的手机回应“暂时无法接通”。而此时,他已经在宾馆门前的雪地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拿出几份手写的材料,白忠指着一行行字念道:
一是种子真假的问题。根据《种子法》第23条规定,农民使用的良种应该是通过育种单位按照种子生产程序生产出来的种子叫良种。但现在有85%以上的大田种子都是以“商品粮”冒充的假种子在代替良种。
二是种子经营权混乱。按照规定,种子经营权应该由技术推广部门进行销售,种子生产权应由有繁育良种资历的部门统一繁育。但一直以来,经销商都可以自繁种子、销售自繁的“商品粮”当种子,扰乱了种子市场。
记者问:为什么没有写上问题所在的地区或市场？白忠说,他跑了很多地方,假种子问题“整个黑龙江省都普遍存在”。
“某些地方因常年反复使用带菌、抗病性差的种子,把土壤传染上病菌后,在生育季节环境适应病菌生长时发病,造成减产甚至绝产。”白忠告诉记者。
身在大豆之乡的齐齐哈尔大豆协会会长陈彦贵也有此同感,他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大豆种子老化、混杂,造成大豆产量和品质下降。”
有消息称,黑龙江省大豆出口日本的数量已经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30万多吨下挫到目前的几万吨,不如当时的一个零头,而其主要原因就是品质的下降。
白忠是漠河土生土长的农民,自然不知道中国的大豆还能出口日本,但是,像白忠一样生活在中国最北端的数千万农民心里都非常明白:种大豆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由于地处的第4、5、6积温带温度低,“除了大豆什么都种不了”。
也正因为如此,白忠曾在去年的“两会”前把种子问题提交给了当地的人大代表,但整整一年过去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没有改观”,所以他选择了今年亲自赴京“赶会”。
白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他说他前几天到的北京,原以为代表都在人民大会堂,所以就选了一个离大会堂近的地方住了下来,前门的一个小旅馆,80元一晚,大通铺。但第二天往大会堂走的时候才发现临时管制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西直门宾馆也是戒备森严。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来,与代表远隔千里现在近在咫尺,但另一头的电话始终打不通,白忠说他的心都快凉了。
见不到代表,白忠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来到北京,问题却更多了。他问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大豆也要种转基因的？转基因大豆进口的数量怎么就那么多,国家也不控制控制,害得我们还有一半的大豆卖不出去？大豆能不能纳入粮食直补？
白忠把一个一个问题抛给了记者,而这些问题原本是用来提给代表他们利益的那些人的。
3月10日,人大代表的议案已经于前一日中午截止,而黑龙江代表提出的众多议案和建议中仅有两份与大豆有关,分别是《关于粮库收购大豆应参照油榨企业收购大豆补贴的办法给同样补贴的建议》和《关于中储粮收购临时储备粮和专储粮水分、杂质出库增减量大豆质量标准应执行同一标准的建议》,而这两份建议都是由全国人大代表李忠军提出的。
看过上述建议后,白忠说没有看到农民想要的。黑龙江代表团的新闻官告诉本报记者:“李忠军以前是农民代表,但近些年办了企业,成了老总。”
10日下午,记者接到哈尔滨工大油厂总经理仁会云打来的电话,她向记者询问是否有代表提出大豆建议,“油厂效益不好,都影响到了上市公司工大科技的业绩。”当天,本报从黑龙江大豆协会获悉,今年2月份以来,省内68家规模以上大豆加工企业仍在停产,无一收豆,农民捂豆惜售。
而另一方面,致使国产大豆产业链崩溃的进口转基因大豆仍在蜂拥而入。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累计进口大豆703万吨,较2009年同期的629万吨增长了11.7%,目前国内港口进口大豆库存仍偏高,供应充裕,远期进口大豆成本持续偏低。
或许白忠听到这些消息后,心情会更加沉重。11日晚,记者试图联系上白忠,而此时的白忠已经带着没有答案的问题,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记者发短信问他是否见过代表。白忠回复:“没有,农民见代表难。”【作者：陈岩鹏 来源：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