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黑龙江农垦总局九三分局的马铃薯之殇
引言：黑龙江农垦总局九三分局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五大连池市和讷河市境内，是全国著名的黑土地带，辖12个大中型国营农场。秋收的季节到了，今年九三分局的马铃薯获得了大丰收。受南方灾害影响，马铃薯的收购价也较往年高出不少。然而，九三分局下辖的所有农场，种植的马铃薯都不允许外卖，只准许卖给北大荒马铃薯产业集团北大荒九三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三薯业”公司)，而两者的收购价相差近一半。这种“土政策”的执行，让农场职工面对马铃薯丰产不丰收的局面一筹莫展。
见到记者的那一刻，万国华握紧记者的手，双唇颤抖、眼含热泪，半天没说出话来。万国华是黑龙江农垦总局九三分局红五月农场的一名职工，他儿子正在读大学。
今年，万国华种植了14晌(210亩地)马铃薯，“一晌地最少能产35吨马铃薯，14晌地能出490吨。往外卖1公斤马铃薯大概1.2元，而卖给‘九三薯业’公司1公斤才给0.6元，去掉杂质1公斤才能卖0.4元左右。这样算，我往外卖，总共能收入58万多元(毛收入)，而卖给‘九三薯业’公司还不到20万元。刨除每晌地1.5万元的成本，我种一年地，不但不赚钱，还赔了1万多。”万国华见面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从种到收全由农场负责
红五月农场职工种地，从种到收，基本上不用职工负责。如种子、化肥、农药的购买，耕种，甚至收获都不用职工自己干。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红五月农场职工高大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好使！”高大凯说，他们农场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是集体来做的。“今年摊派你种土豆，你就不能种黄豆。张三家5晌地种土豆，李四家2晌地种土豆，都有硬性规定的。是按每家的土地面积按比例分配种植作物的。”
当记者询问“自己想种什么作物不行吗？”高大凯说：“不好使！那明年还想不想承包地了？”“职工自己买种子、化肥、农药不行吗？”“不好使！农场统一买，就算自己买了也不能用。”
高大凯说，红五月农场下辖五区一站。每到过年前(12月末左右)，农场就通知作业区主任下发任务，向职工收取各种费用，包括土地承包费、种子化肥费、农药费、收割费、代耕费、收货费等，属于“上打房银”的性质。“每年交的费用也都不一样，今年一晌地平均交费6700多元。”高大凯说，春耕时农场统一种植，农药、化肥统一撒，“种子数量多少不知道，出苗后通知你，这块地是你的，就完事了。农药也是统一撒，撒完后苗和杂草一起长，你自己去田间护理。收割的时候也是统一整。”
“说我们是农民也行，我们靠种地为生；说我们是职工也对，什么事都是单位统一做。”高大凯说，这样也好也不好。好的方面就是他们并不像农民那样累，只要交钱就行了；不好的是，每个中间环节花了多少钱谁都不知道，职工心里也是一笔糊涂账。
红五月农场1.5万吨马铃薯一车也不能外卖
从9月14日开始，外地来的老客(批发商)就没有从红五月农场拉走过一车马铃薯。当然，在这日期之前，马铃薯还没有从地里收获出来。职工们终于意识到，农场里几天前的传言终于兑现了。
收马铃薯时，由于忙不开，农场职工都得到外面雇人，每人每天用工费100元，一个人一天能收10多袋马铃薯。万国华说，从9月10日开始，他陆续收了3晌土豆。“包括车费、人工费等，一晌地收完得花5千元钱。”9月14日晚上，万国华装了4车马铃薯，最后一车还没等装完，作业区书记张坤和区主任王守成就闻讯开车来到地头，把车拦了下来，并给警察和交警打了电话。
交警邓新生来到地头，从大货车司机手里要来行驶证和驾驶证，扣留。司机质问缘由，邓新生并不回答。万国华说，当时司机十分气愤，说全国都没有这种现象，交警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扣车，并且还在农田里，还不开具票据。由于使用车辆一天得付800元的押车费，怕时间长自己拖不起，无奈之下，万国华把已经装好的马铃薯全部卸下来了，交警这才把证件还给司机。
据万国华讲，农场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让职工把马铃薯低价卖给“九三薯业”公司，而不是高价对外卖给老客。现场市场价是每公斤1.2元，而“九三薯业”公司收每公斤才0.6元。如果去掉车费，刨除土钱(马铃薯外皮上粘带的土)和杂质钱，卖给“九三薯业”公司每公斤大约能剩0.4元。“这个价钱卖马铃薯，承包费都赚不回来，很多职工都赔得‘直叫唤’。”
职工许宝海说，他种了3晌土豆，收获了一半了，剩下的一半不收了，就放在地里了，烂了就认了，也不能往“九三薯业”公司赔钱卖。许宝海说，红五月农场种植马铃薯的土地面积大约是500晌地左右，按每晌地产30吨马铃薯的标准算，红五月农场今年可产出1.5万吨马铃薯。“这些马铃薯一车也没卖给老客，都拉不出去。”
红五月农场控制马铃薯外流的做法很简单，在农场仅有的两条对外通道上，有交警和警察24小时看守，所有大货车都会被检查。如果货车司机有农场开具的“马铃薯交售票”，就可以畅通无阻，当然了，这车马铃薯是运到“九三薯业”公司的。要是没有“马铃薯交售票”，货车就会被滞留，除非车辆返回或把马铃薯卸下。
记者手记：
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速奔波在几个城市之间。在连续7个多小时的开车途中，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问题：“这次采访这么折腾这么累，值不值？”当我见到采访对象时，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都被一种心情或情绪所纠缠，这种情况自从业以来还是第一次。我说不好这种心情到底是什么，但它肯定包含了意外、同情、气愤和其他说不清的东西。
农场职工和农民一样纯朴善良。当他们第一次用满是茧子的手握紧我的手时，说出的是“省里太重视我们了，这么远来帮我们反映问题。”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但突然间，我却觉得自己的责任太重了，重到怕自己承担不起来，怕自己能力有限，辜负了这些职工。
这些职工上有老下有小，辛苦劳作一年，却遭遇到马铃薯“低价危机”。他们太善良，善良到竟说出这样的话：“往‘九三薯业’公司卖也行，哪怕让我们少赔点，我们也能接受。”他们难道不知道市场经济吗？难道不知道自由买卖吗？他们知道，他们的要求实在不高。
温家宝总理说过，惠农政策不会变，还要越来越好。希望九三分局“马铃薯风波”能尽快过去，让职工的损失降到最低。让闹剧早点结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