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焦建
种种迹象表明，2011年中国种业改革将会有一系列大动作。从去年到今年的全国“两会”，维护中国的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一直是许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从立法看，已颁行十年的《种子法》正进行修订。2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将种子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并制定了2020年目标。
参与《意见》起草工作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主任许勇告诉《财经》记者：“此次《意见》已经酝酿了几年，它更多地属于中央层面的纲领性文件，更加细化的配套政策有望在今年内陆续出台。”
据悉，细则的主要内容可能包括重点扶持全国50家综合性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以及对于外资种子行业进一步加强规范。
被业内人士视做代表未来十年中国种子行业方向性政策的《意见》，其目的在于快速提高我国种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此外，包括农业部正在修订中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以及已经完成并公开征求意见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稿，均被看做是配合此次种业改革的“组合拳”。
在业界看来，这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源头的种子产业，在最近十年来最受关注的一次。
“洋种子”凶猛
“为什么要选择外国种子？外国种子产量高、质量好、抗倒伏。之前也种过国产的‘茄王’品种，但是品种已经老化，太粗太壮，客户不认，也就不种了。”山东寿光纪台镇纪东村村民常洪建这样向《财经》记者解释道。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的寿光及周边地区，因为近十几年来种植冬季蔬菜温室大棚而远近闻名。据统计，该地区蔬菜种植面积约为84万亩，年产蔬菜40亿公斤，是中国重要的反季节蔬菜供应地之一。
和寿光各个村镇的绝大多数村民一样，常洪建家中也以种植蔬菜大棚作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他家一共种植着五个大棚：其中两个温室大棚种着长茄子、两个种着南瓜，还有一个工棚，培育茄子秧苗。
截至目前，寿光的蔬菜种业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前，菜农自留种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选购国内科研单位种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种子企业、科研院所生产不出高档种子，大多数的村民开始选择国外蔬菜种子进行种植。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跨国种业巨头陆续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经超过了70家，其中包括跨国巨头孟山都、杜邦、利马格兰等。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种业市场。
常洪建家所种植的茄子品种，是荷兰瑞克斯旺种业公司的“布利塔”牌长茄子。据统计，寿光一共种植了大约5万亩茄子，其中，瑞克斯旺的茄子品种占据了七八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据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在2009年时所撰写的报告《跨国种业公司加紧研发布局，我国种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显示：在一些外国公司具有优势的品种当中，如以色列海则拉公司推出的番茄种子“189”，先正达公司推出的甜椒种子“方舟”等，每克都在100元上下，折算下来，一粒种子价格为0.3元多。
据该报告统计，国外公司每年仅在寿光及其周遍地区通过销售其高档蔬菜种子，就能够获得6亿元的收入。
《财经》记者在寿光调查时发现，外资种子的价格的确比国产种子高出不少。以“布利塔”为例，每株秧苗的价格在0.8元左右，而国产种子，每包1000粒，价格只在350元左右，核算下来，每粒种子只有0.035元。
但纪东村村民常茂新给记者算了另外一笔账：外资秧苗每棵0.7元－0.8元，每个大棚用1000棵苗子，成本就是七八百块钱，产量最高能够达到两万斤。国产茄子秧苗虽然一棵只有两三毛钱，但是产量能少一半。这样算下来，种植国产种子的损失就大多了---虽说一开始成本能少个几百块钱，之后的收入差距则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元。
不仅如此，“种植外国种子特别省事儿，一个电话，什么时候要、要多少，瑞克斯旺会派人直接送到地头。”常茂新说。
现在，纪东村的大约2000户居民，家家都种植一个到两个茄子大棚，而瑞克斯旺品种长茄子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5％以上。瑞克斯旺种业公司山东区域经理张明国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农民会选择最合适他们的种子品种进行种植。”
对于常洪建来说，出于两点理由，他对于外国种子在市场上的份额比重过大并没什么担心：一是整个市场上的外国种子品牌也有几十种，并不一定非得买哪家的；二是，一旦外国种子涨价我就可以选择不买、自己育苗。他认为，国外和国内种子各有各的优势劣势。他自家还种着另外两个南瓜大棚，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种子品种。
寿光市农业局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对于所谓的“外资种子占领中国市场”的说法，要区分品种来看，而不能统笼地说90％以上被外资垄断。例如，在长茄子、红番茄、菠菜、水果黄瓜领域，因为中国之前并没有种植或者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外资的确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是，在粉红番茄、刺黄瓜、苦瓜、芸豆等蔬菜领域里面，中国仍然是市场的主导者。
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种业市场与西方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交易次数非常庞大，但是每笔交易的数额都很小，因为中国的农民数量庞大并且分散，而在西方国家，种子交易的次数很少，但是每笔交易的金额却很大。
因此，要想在中国种业市场取得成功，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场营销和配送体系。能够与中国数量庞大的个体农民建立联系。很少有中国种业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跨国巨头已经尝试了好几年，并未实现实质性突破。
知识产权问题也令外资种子公司倍感困扰。据《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在茄子、番茄等蔬菜品种当中，农民往往一次性购买外资品牌种子，再次栽种时，则选择自己育苗，而不是再次购买新种子。
常洪建家里已经种了六年的“布利塔”长茄子，但却只在第一年的时候买过瑞克斯旺公司一包茄子种子，当时一包种子1000粒，一共350块钱。从那之后，他都是每年10月把上一茬的茄子拔掉之后，留下粗壮的苗头，在工棚里育苗，等到苗子长大后移栽到温室大棚。“这样虽然费了工夫，但是省了钱，总的来说，还是划算的。”常洪建说。
张明国承认，这很让该公司头疼，但除了继续呼吁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暂时也无可奈何。
据其统计，在寿光市场上，10斤茄子中，只有1斤茄子的种子是由该公司销售出去的。除了农民自己的育苗，还有其他公司在套牌该公司的种子，自行育种后销售，因为没有研发投入，售价要比“正版”低得多。
新政欲破冰
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全球种业十强占全球份额为35％，而国内十强只占全球份额的0.8％。
据统计，国内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现有8700多家，在市场上从事种子经营的代理商更高达18万家。在上述种企中，有30％存在无证经营、仿冒种子、套牌种子等违法行为，拥有知识产权的不足100家，具有产业化能力的不足80家。
2010年12月，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根据文件精神，未来种业公司申领经营许可证被分为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3000万元、1亿元三个档次，并且固定资产不少于250万元、1500万元和5000万元。
“特别是固定资产项目中，规定了晒场面积、仓库面积等，这使得很多种子企业无法达到这一标准。”据一位知情人士称。按照现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注册资本500万元的种子企业可以在省级范围内生产经营种子，注册资本100万元就可以代理销售种子。
种子企业良莠不齐造成的坑农伤农事件日益增多，被认为是此次调整门槛的一个主要动因之一。当然，在业内人士看来，主管部门最主要的动因还是做大做强中国自己的种子行业，以应对国外种子巨头对于国内种业的入侵，保护粮食安全。
这一政策已经在行业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佟屏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种通过行政命令和手段、凭借一纸文件想彻底改变中国种业现状的做法，看起来是“快刀斩乱麻”，实际上显失公平。“对于那些有着自己的研发实力的中小型种子研发企业来说，受伤尤深。”
而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看，中国复杂的地理条件和分散的种植结构，使得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市场选择被淘汰，因此，要想实现行业集中，必须提高准入门槛，快刀斩乱麻。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要么被收编要么自行消亡，有观点认为，有80％的企业将因无法达到上述资质而出局。
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新政提高种业进入门槛的大方向并没有错。“固定资产的门槛提高了，种子企业不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只能认认真真做经营。”天津黄瓜研究所前所长、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德华表示。
提升产业集中度
一如各行业惯例，“戡乱”之余，有关方面亦着眼于通过培育行业领导者来提升产业集中度。
2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意见》指出：力争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建设一批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服务技术到位的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全面提升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水平。
这被大型国有种子企业视为利好。中国种子集团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意见》抓住了中国种子行业的两大痼疾：一是产业集中度较低，市场主体散、乱、弱、小；二是产业集成度偏弱，产、学、研、用，以及育、繁、推、服等产业链条各环节严重脱节。该负责人认为意见针对性很强，“如果能够得到贯彻，推动力很大。”
《财经》记者获悉，完整的《意见》最快将在“两会”结束后由国务院正式出台，“种业新政”中另两个经过农业部再次修订的关键文件---《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也将陆续对外公开。
据悉，《意见》中将涉及到的一系列举措包括：第一，企业重新注册登记。第二，针对大田作物种子的一系列规定将延伸至蔬菜种子。按照现行政策，在大田农作物种子领域，国外种业公司与中国本土公司合资时，最多可以持有49％的股份。这一规定可能扩展到受冲击最大的蔬菜种子领域，并可能规定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和国内企业合资。第三，进一步加强科技投入。对此，国家发改委可能会有专门的立项投入。
除此之外，对于已经颁行十年的《种子法》，近日也传来修订的消息。据《财经》记者掌握的消息显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为此组织了专门的工作小组。
新修订可能包含七个方面：
1）种子产业保护，对外资进行规范；2）让科研人才更多地向市场转移；3）改革种子品种审定制度；4）加强种子行业的经营管理；5）修改对于假种子的定义，比如过去某某牌种子可能实际上不是某某种子，是套牌的，但是不一定伪劣，如何应对；6）加大行政执法力度；7）加强对于虚假种子广告宣传的管理。
佟屏亚对《财经》记者表示，针对外资“规范”二字，其实很值得推敲。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一是针对什么类型的作物进行规范？二是进行什么类型的规范？
研发体制难题
由于大打价格战，国内种子行业的毛利率不足30％，而以杜邦先锋公司的“先玉335”玉米种子为例，其毛利率达到了70％---这也是国外种子公司的平均毛利率。由于利润太低，企业无法拿出资金进行研发。据悉，国内拥有科研能力的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科研经费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1％，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
目前，绝大多数的种子公司，都是在靠买种子维持。“大家都患上了‘品种饥渴症’，看到某个新品种要通过审定了，于是几家都去哄抢，价格就上来了。原本一个品种几十万元，现在要几百万元才买的下来。”佟屏亚称。
除此之外，因为种子的特殊性质，在获得母本后，可以大量进行繁殖销售，所以种子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国内种子行业发展的顽疾之一。
西安皇冠蔬菜研究所所长、西安金棚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东的事例，在种子研发行业内广为人知。其所研发的“金鹏”系列粉红番茄因为技术先进而广受欢迎，但据跟其进行过交流的多位人士称，每到新品种育苗的阶段，他都会因为如何保护母本不被偷窃而大伤脑筋。
2010年，农业部及商务部等相关部委曾经到多地进行过调研。寿光市农业局一位人士称，各地均表示要大力重申保护种子知识产权问题。参与调研座谈的张明国称，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建议之一就是，“对于内资、外资的种子知识产权都要保护。不保护，都发展不好。”
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计划色彩的中国种业研究体制，加剧了行业创新不足的困局。
在1985年之前，各级的研究所把新品种的种子研究出来后，无偿提供给各级种子公司，由其进行育种后交由推广站进行推广播种。在种子行业进行改革之后，各级种子公司无法再继续获得免费的种子来源了。“实际上，这些年来一直持续的态势是，种子公司们没有、或者只有象征性的研发实力。”马德华告诉《财经》记者。
眼下，国内90％的农作物和品种仍由科研院所完成。而在国外，70％是由种子企业来完成的。早在十年前，国务院颁布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就已经明确，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农业科技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
时至今日，这一科研体制的现状仍没有改变，政府方面每年的种业研究资金也基本都投向国有科研教学单位。
有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很多种子研究机构在获得了国家补贴、研究出新的品种之后，低价向市场进行销售。
“因为它们能够获得国家的补贴，所以和那些市场化的公司们相比，它们的种子价格可以更低，虽然它们的品种未必很好。”该人士称。
马德华认为，这种体制不利于中国的种子研发。以黄瓜为例，外资公司每年都要进行几万次的种子基因排序，从中选取优质的品种进行培育，而国内研究机构每年只进行几百次的排序就能够选出品种了，“这怎么可能找到更好的种子品种？”
2000年以来，仅玉米品种相关部门就审定了4000多个，其结果是85％以上的审定品种都没有推广价值。“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品种审定制度存在漏洞，另一方面还是旧的科研体制在作祟。”佟屏亚称。
据业内人士称，目前企业要想挖一个农科院副研究员级别的人才到自己那里去，至少需要拿出50万元以上的年薪。“人家原本在体制内就能够拿到30万元，再加上各种隐性的福利，钱少了人家是不会到你企业中去的。但他们的价值其实是不值那么多钱的，就是因为补贴的原因，身价才那么高。”
创新面临挑战
许勇表示，种业改革，包括《意见》的出台，最大的愿景，应该就是按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国情，逐步调整产业的创新机制和体制。如何让企业进行创新，如何让科研人员抛开过去的体制进入企业，这是种业改革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不打破原有的科研院所体制，不管怎么改，都不是出路。”许勇说。
许勇同时表示，在一系列的新政中，对于这一系列的核心问题，其实涉及的并不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产业集中度要提高，但是，产业的集中度并不等于产业的集成度。所谓集成度，是指创新的链条集中到一起，能够做到产销研一体化。目前，国内在种子科研领域里的条块分割，使得整个行业的研发实力被显著地削弱了。
马德华表示，目前国内的科研院所在进行设置时都讲究配备全面，“全国搞黄瓜研究的一共就几十个人，分配到全国，每个地方都是两三个人，根本形不成有机的研究系统。”
马还表示，要是能够打破原有的体制，将这些人才汇集到一起，进行有机的集体性研究，划分出研究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级别，效果要好很多。
“我要是还是天津黄瓜研究所的所长，我也会大声喊着要加强对于科研院所的补贴。但是事实上，国家补贴了这个体制几十年，现在仍然比不过国外的企业。反而是有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没拿国家一分钱的条件之下，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地成长了起来。”马德华说。
在此之前，一些种业大国也曾经走过弯路。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例，它们分别在上世纪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才开始重视种业发展，将种业科研的重心由科研院所转移到企业，前者只进行公益性、基础性的研究。
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世界性粮食危机为契机，西方等种业大国逐步实施农业产业化、全球化的战略，并以种子产业的发展和种子产品的输出为重点，加速推动农作物种子的生物技术研究，实现了种业的全球性领先地位。
2003年左右，马德华也曾经在一家国外种子公司干过高管，“它们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能吃苦也聪明，我们要是能够把科技体制改革搞好，一定能够做得很好。”马德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