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王?
今年以来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一直不断。生物技术是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农业生物技术已在现代农业中广泛采用。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国内外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到２０１０年整整走过了１５年历程。全球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面积已超过我国耕地总面积，并且成为近年来世界农业增产的重要手段。虽然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经历了种种争论，走过了风风雨雨，但是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０年，转基因作物面积前所未有地增长了８７倍，是现代农业历史上采用速度最快的作物技术。
中国２００８年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旨在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健全生物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政策环境与配套设施，培育现代生物农业企业和农业生物产业基地。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谷物协会北京办事处共同举办的２０１１年中美农业生物技术研讨会于６月２０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中美农业生物技术和种业企业的专业人士，就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分析产业现状和社会经济环境，共同探讨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本报将研讨会的精彩内容集纳在此，以飨读者。
■关注农业生物技术■本报记者 王?
中国转基因技术研发与世界同步，但有四大问题待解
“２１世纪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类应对食物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挑战的能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新一轮农业技术变革的重大成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研讨会的开幕式致辞中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在致辞中说，解决中国和全球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生产能力，而生物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技术之一。转基因技术可打破物种界限，对基因进行定向改造和重组转移，对品种的抗性、品质、产量等性状进行协调改良，在缓解资源约束、保障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拓展农业功能等方面已显示出巨大潜力。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之一’，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是大势所趋。”韩俊说。
据韩俊介绍，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生物技术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整体水平上，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国际基本同步。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地位。我国转基因植物研究已经从抗?耐 除草剂、抗病虫等植保性状向抗逆、优质，以及双重甚至多元复合性状发展。我国转基因动物育种研究走在国际前沿，也从单一的提高产品产量和改善产品品质，向增强动物的抗病和生产特殊蛋白质方向发展。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加快转基因技术研发、构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体系，已成为增强中国农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抉择。近年来，中国政府农业转基因研发投入增长很快。我国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利申请居世界第四位。
虽然我国在转基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已取得进步，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韩俊说，一是，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上、中、下游研发机构间相互分离。目前，我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机构，多数由从事基因克隆单位承担，较少单位同时具有转基因研究和新品种选育研究的能力。
二是，虽然我国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拥有一定的世界领先技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具有重要利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仍然较少。
三是，我国很多企业对转基因生物技术重视不够。研发资金的投入很少，无法与国际上实力雄厚的跨国生物公司如孟山都、先正达等相比。
四是，近年来，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步伐较慢。中国共批准了６种农作物的商业化生产。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仍以抗虫棉为主，具有较大经济意义的主要作物转基因品种仍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所有的棉区，均批准抗虫棉的商业化生产。此外，还分别批准了转基因番茄和甜椒在北京、福建、辽宁、云南共４个省的商业化种植；批准了线辣椒在北京和矮牵牛在广东的商业化种植；２００６年批准了番木瓜在广东的商业化种植。
韩俊给出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我国转基因商业化发展的滞后，他说，２００３年中国转基因作物面积为３百万公顷，巴西为３百万公顷，印度为０．１百万公顷；而到２００９年，三国依次为３．７、２１．４、 ８．４百万公顷。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韩俊认为，必须从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迎头赶上，从技术创新的源头，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全面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这次会议，我们听到的可能是一种声音。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另一种声音。”面对目前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类和环境影响不可预见性的争论，韩俊说，转基因技术本身确实具有潜在风险，在生物安全管理领域，我们需要采用严谨、细致的管理审批程序；需要开展转基因生物技术教育和科普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转基因应用效益显著，中国农民不会陷入国外知识产权纠纷
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农业生物技术投资每四年增加一倍，但近几年投资减少。在主题为“农业生物技术社会经济影响”的发言中，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用大量的调研数据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值得投这么大资金在转基因技术上吗？
中国的转基因应用主要在棉花种植领域，黄季?的调查显示，２００９年有７００多万农民种植抗虫棉花，种植Ｂｔ抗虫棉的农民每公顷可以增产９．６％，减少农药使用３４公斤，减少用工４１天，在种子成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收入１８５７元，净增收入相当于年纯收入的１４％。
黄季?还分析了转基因玉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水稻的经济影响，他的结论是：中国值得投这么大资金在转基因技术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技术之一。
作物亚洲协会执行总监陈双喜博士从新一代生物技术使消费者受益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植物育种和生物技术的主要目标不仅包括抗虫、耐多种除草剂、抗病、杂交育种，还包括油、淀粉、氨基酸的改良以及营养品质的提高。
“生物技术与粮食安全”是中国科学院农业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段子渊的发言内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他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旨在阐释粮食供给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国粮食已基本实现自给，但仍然面临粮食安全的巨大挑战，而生物技术为粮食增产带来新机遇，“随着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我们已经尝试利用生物技术对农作物进行遗传改良，进行分子设计育种。” 段子渊说。
他认为，生物技术是关系粮食安全和科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落后，更不能放弃。研发投入和产业化投入不能减少。中国应加强原始科学和技术创新，改变我国在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方面跟踪研究的局面，通过加强转基因安全性研究、加强科普宣传及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来打消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刘旭霞的“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把近期关于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中知识产权争议归纳为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拥有转基因水稻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是否会使中国陷入国外专利陷阱？转基因水稻是否会使农民等主体陷入国外的知识产权纠纷？
她通过考察认为，我国转基因水稻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水稻功能基因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在技术要素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她以通过认证的两个转基因水稻为例，从微观层面解释了我国拥有转基因水稻自主知识产权。华恢１号，其受体品种为明恢６３，外源基因为：Ｃｒｙ１Ａｂ／Ｃｒｙ１Ａｃ，均是公共品种，无知识产权问题。水稻培育方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Ｂｔ汕优６３的父本为华恢１号，母本为保持系珍汕９７Ａ，均是我国自主品种，也无知识产权问题。
“《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转基因作物的保护范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中规定，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对农民留种权是一种保护，不会让农民陷入国外知识产权纠纷。”刘旭霞说。另外，专利侵权的全面覆盖原则、专利侵权的市值等同原则、交叉许可制度、品种审定制度、品种退出机制等也不会使我国陷入国外知识产权陷阱。
她建议，中国应注重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构建依赖性派生品种制度，国外技术需合理运用，建立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合作联盟，并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中国种业的软肋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种植业大国，粮、棉、油、糖、果、菜、茶等作物面积和总产均居世界前列。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夏敬源的统计显示，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由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２７％提高到现在的５２％，优良品种对农作物增产的贡献率由上世纪９０年代的３０％提高到了现在的４３％，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种业仍存在五大问题：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跟踪性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培育的品种多，突破性的品种少；审定的品种多，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少；高产的品种多，综合性状好的品种少；适合人工劳动的品种多，适合机械作业的品种少。原因主要是商业化的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建立；产学研分割、育繁推脱节；育种方法、技术、模式落后；品种选育集成度低；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不完善。
二是企业竞争力有待增强。企业规模小，研发能力低，市场份额低，销售总额少。我国有各类种子企业８７００多家，６９％是小企业，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仅有２００多家，市场集中度低。９９％的种子企业没有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不强。前１０家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为１３％，美国的前２０强市场份额为７０％。以２００６年为例，前１０家种业的销售额为４８亿元，仅相当于全球１０强的６％，相当于孟山都销售额的２２％。
三是种子供应能力有待增强。良种繁育基地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良种繁育技术研发滞后，繁育效率不高；良种繁育政策不够配套，供种保障不力。
四是市场监管能力有待增强。种子市场不够规范，违法生产经营、不公平竞争、假冒伪劣等现象时有发生。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种子管理机构不健全，７０％的县没有种子检测机构，６０％的县没有基本的种子仪器设备，并且普遍存在经费不足、队伍不稳定等问题。监督管理不够到位，执法主体多、职责定位不清、管理多头、职能交叉等，造成管理缺位、越位、不到位，政府监管与服务职能作用发挥不够。
五是支撑保证能力有待增强。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有关促进种业发展的法律、法则，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规程，不全面、不系统、不配套、不协同。扶持政策不够有力，目前仅对主要粮食等大宗农作物实行良种补贴，覆盖面不宽、扶持力度不大。研发投入仍显不足，有４００多家公共科研院所、５万多人从事种子研发，国家对新品种研发投入较少、且分散；只有１００多家种子企业具有研发能力，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额的２％－３％，个别企业占８％－１０％。
夏敬源在建议中认为，理清发展思路是首要的，应围绕一个中心，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强化两个理念：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的核心产业；种子企业是商业化育种的主体、种业发展的主体。推进体制、机制、管理创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市场监管能力。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Ｃａｒｌ Ｐｒａｙ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来阐述了农业生物技术规章制度带给中国农民和种子产业的隐患。
他说，近年来，中国生物技术规章制度限制了中国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生产力，尤其是玉米、水稻、棉花、油菜籽、黄豆，还限制了中国种业和生物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和竞争力。在他看来这是“无意识结果”。
除了棉花，中国在主要农作物上没有转基因品种的任何商业销售，且１９９７年以来无新转基因品种棉花问世。政府巨额投资集中在技术发展上，忽视了技术应用和新品种研究开发。知识产权不明确，限制种子出口和种质转让。一些法规似乎阻止了跨国公司将其生物技术商业化。
在回答为什么中国种业不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生产能力时，Ｐｒａｙ教授认为，种业公司开发新的转基因品种不能增加利润，他们或其竞争对手可以从政府购买到便宜的技术，因而有限地激励本公司发展自主研发能力。另外中国种业唯一的出口方式是通过政府，所以不需要投资来面对外国市场的竞争，同时中国种业也不需要直接面对来自跨国企业的竞争。
而印度的情况正相反，Ｐｒａｙ教授说，印度正在放松对转基因棉花的生产限制，严格限制次要作物的生产及转基因产品的进口。政府研发部门减少了对杂交培育这类技术的作用，并且减少了对跨国公司的限制，种子出口限制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印度起步晚，但执行力度较强。
据介绍，印度大部分植物新品种来自私营部门，其私有种业似乎竞争力更强，产能更大。虽然有接近一半的研发成果来自跨国公司，但印度种子市场并没有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
沟通与传播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白军飞博士针对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做过三轮调查，分别是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平均６１％的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８％持反对态度。而到了２０１０年对转基因食品的接收率下降到５３％，反对率提高到１６％。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下降的原因包括：缺少公共媒体的正面宣传，网络上较多的负面宣传，公众对政府部门如何管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了解以及收入增长。”白军飞说。
不过白军飞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部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不明确或表示反对，实际购买中依然选择了转基因食用油，为此他建议，应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客观宣传，使消费者更加了解政府部门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安全管理措施，优先发展消费者较为接受的转基因产品。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日方说，从去年春天以来，中国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争论突然爆发，有其必然性，也有深刻的原因和复杂的社会背景。
“科学家有两种责任：一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弘扬科学精神，要把科学真实的进展告诉消费者。”黄大日方说，怀抱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科学发展的责任感，去年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学术讨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要了解这方面工作，政府应充分利用好宣传平台，让转基因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在黄大日方看来，尽管政府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决策是不会改变的，转基因技术是战略性兴产业，这个大趋势已不可逆转，政府应毫不动摇地指导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要有长期的计划和专业的团队。媒体宣传也非常重要，媒体要担负起社会责任。
作物国际学会农业生物技术传播总监Ｄｅｂ Ｃａｒｓｔｏｉｕ女士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公众沟通与传播有很多经验，她认为，政府应对疑问和顾虑做出响应，与不同受众分享信息，包括行业、研究人员、食品价值链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等，提供关于农业生物技术益处的可靠信息，并回答有关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等问题。虚假负面信息来源有很多，因此可靠的正面信息同样也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布，且须使用公众易于获得的渠道和方式。
“当今社会，消息传播迅速，因此需要快速反应，即在错误信息被接受前将正确的信息发布出去。”她说。
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在总结发言中谈到两点感受：转基因技术已经日渐成熟，推广的速度也是惊人的，１６年间增长８７倍。得益于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许多国家正加快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步伐。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项非常有潜力的技术，从国家角度已经制定了战略，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已经离不开生物技术，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另一点感受，现在确实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很正常，一项新技术在这么大人群中推广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和环境直接相关，人们的担心是正常的。中国的难事不仅这一件。”徐小青说，我们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在管理上要做仔细的分级、分组、分解工作，有很多管理上的细节现在还没有做到，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对技术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这一问题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形成具体的建议，说服管理者和决策者。
大家都意识到中国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人口压力，新技术的应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但是推动起来很难。徐小青说，其实，最有说服力的是受益者，就是农民，农民增收是国家政策的目标，如果能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愿意接受，就是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能指望说服所有人，但要向不同的受益者讲清楚，以便受益者可以接受，或可以选择，多数人接受，决策者就好做决定了。通过交流讨论，对问题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共识，世界人口在未来要增加到９０亿，养活这些人口要利用好农业生物技术。这样的讨论可以汇聚力量，应对挑战，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美国谷物协会总裁托马斯?多尔的总结言简意赅。
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确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但是生物技术在农业发展领域的运用已是大势所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丧失在这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