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周末》等媒体相继发表了黄大?、饶毅、李铁、柯贝等科学家的文章，对公众关心的转基因安全问题进行了介绍，纠正了一些偏见。现转载这四篇文章，供种业同仁参考。
加快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黄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一贯支持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早在全球高新技术革命兴起不久的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并号召：“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作为关系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已于2008年正式开始实施。以这项技术为重点的农业生物育种于2010年又被列为我国急需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今年刚刚颁布的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进一步要求：“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
转基因技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作为超过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依然十分脆弱，农业生产面对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异常、国际市场竞争等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国政府多年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政策、投入、科技上可谓举全国之力，但是每遇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或农产品需求稍有变化，仍会引起国内乃至国际农业市场的剧烈波动，这更说明粮食安全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而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农产品中长期供求形势将更加严峻。为了保障食物的有效供给，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粮食生产只能基本立足于国内，必须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由于受到土地、水资源等约束，增加产量主要得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提升科技水平。在诸多的农业技术中，优良品种的应用对农业增产贡献率可达40%以上，因此加快育种技术新的突破和创新，培育新一代高产、优质、抗逆、抗病虫、多功能、高附加值等作物新品种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国传统的杂交育种有很强的优势，今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常规技术已无法突破当前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唯有实现杂交育种与转基因育种技术的结合才能“如虎添翼”，满足当前高产、优质、抗逆、抗病虫新品种培育的需要。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应用还能促进传统农业向医药、化工、能源、环保等领域的拓展，在缓解资源约束、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是着眼于我国现实和未来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实现产业化后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最新统计资料，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上年又增长了10%，达到了1.48亿公顷，是1996年的87倍；15年累计种植面积已达10亿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的8.3倍）。目前全世界81%的大豆、64%的棉花、29%的玉米、23%的油菜种植的都是转基因品种。大面积生产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加拿大、中国等29个（其中也包括8个欧盟成员国）；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如欧盟和日本进口用作豆粕和食用油加工的转基因大豆数量几乎占世界大豆贸易总量的40%。
另据不完全统计，1996-2009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创造的总效益达到650亿美元，其中增产优质占56%，节约工本占44%，增加或挽回产量2.29亿吨，减少农药用量39.3万吨。发展中国家1440万农户因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增加收益或摆脱贫困。由于效益显著，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急起直追，大力推进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自2009年起，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速度与效益已超过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6个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4个。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转基因作物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进一步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上时起时伏的“转基因安全”问题的争议，更显示出转基因技术的强大生命力。转基因技术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可以预见，随着科学实践的不断积累，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会逐步走向科学和理性，转基因产品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也将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转基因育种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
我国转基因新品种研究开发已取得重大突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功能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领先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水稻、棉花、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
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独立发展转基因育种、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范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棉花生产因棉铃虫危害每年造成近百亿元的经济损失；数十万吨剧毒农药投入棉田不仅效果甚微，反而加重害虫抗性并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人畜中毒事故。面对农业生产的重大需求，我国科学家独立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t杀虫蛋白单价、双价和融合基因、建立了棉花花粉管通道和农杆菌介导等高效、大规模转化平台、发展了能够有效预防害虫产生抗性的“天然庇护所”技术、基因安全性评价和检测监测等技术，通过转基因与杂交育种技术的紧密结合培育出一大批高产、优质、抗虫性好、生态适应性强的品种，并实现了大规模产业化。截至2010年底，已获审定的抗虫棉品种超过200个，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棉花主产省抗虫棉种植率接近100%，累计增加产值超过400亿元。抗虫棉的应用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还大大减少了玉米、大豆、花生、蔬菜等作物上棉铃虫的数量，总受益面积达到3.3亿亩。由于减少了70%的杀虫剂用量，农药中毒事故得到了有效控制，棉田污染指数下降21%，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在此基础上，近年我国科学家又攻克了棉花杂交育种三系配套的世界难题，在国际上首次培育成功皮棉产量提高20%以上的三系杂交抗虫棉，目前已有4个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为大规模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也是我国近年自主创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成果。我国现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养殖业规模，每年饲用玉米用量已超过1亿吨。饲料玉米中含有一种富含磷营养的“植酸”，因无法被动物消化吸收随动物粪便排放到水域而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加剧了蓝藻、赤潮等环境污染；与此同时，每年又不得不大量进口我国稀缺的磷酸氢钙以补充饲料中的磷营养。为了破解我国畜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这一难题，我国科学家从真菌中分离了高效植酸酶基因，并将此基因直接转入玉米，动物食用后就能将植酸磷转化为可以直接吸收的磷营养，它不仅能使环境中磷污染降低40%,而且能提高玉米饲料营养利用率30%以上，肉蛋品质产量均有显著提高。此外，由于简化了生产程序，这项技术还能显著发挥节能减排的功效。
转基因抗虫水稻研发的重大进展是我国独立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又一成功事例。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统计，2000?2009年我国南方水稻螟虫年均发生面积高达6.1亿亩次，许多地区稻谷平均损失在10%以上，已成为水稻增产的主要威胁。为了治理螟虫危害，我国科学家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t杀虫基因转入杂交水稻，成功地培育了“华恢1号”、“Bt汕优63”等转基因水稻优良品系。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调研，抗虫水稻在试验区杀虫效果显著，可减少稻田防治害虫农药用量的80%，显著减轻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不仅可为水稻增产提供有力保障，还能节约大量人工投入，有效缓解水稻产区劳力短缺的突出矛盾，因而深受农民的欢迎。
上述标志性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主席称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基因经济、饲料和粮食产品的三驾马车”。若三系杂交抗虫棉、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近期能实现产业化不仅会有力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将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必须以科学评估依法管理为基础
如同许多新兴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发展中潜在风险问题，特别是生物基因跨物种转移是否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也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因此对转基因生物实施安全管理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多年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均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指南。但因国情不同，农业、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亦有差异，各国也制定了旨在保障安全并符合本国利益需求的相关法规。
我国一直坚持在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不断强化生物安全管理。早在1996年我国即颁布了转基因安全评价的部门法规，成为国际上较早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国家之一；2001年国务院又正式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管理模式上我国综合借鉴了美国和欧盟的做法，既针对产品又针对过程，力求在科学评价、依法管理，确保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研究、推进应用；在制度设计上则强调符合国际惯例、适合我国国情、维护国家利益。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有以下特点：
第一，制度设计。建立了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的许可审批和标识管理制度，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部牵头，科技、卫生、环保、商务、质检等10个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和法规问题。
第二，评价体系。安全评审工作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安委会委员由有关部委推荐，农业部聘任。安委会现有委员60名，分别来自农业、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保、质检等7个部门，涵盖生物技术、食用安全、环境安全、微生物等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广泛的代表性。评价中遵循科学、个案、熟悉、逐步的原则，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
第三，技术支撑。转基因安全研究先后列入国家863、973计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开展了包括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评价、预防以及生物长期效应在内的广泛研究。经多年建设，已有35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机构经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农业部审查认可，研究制定了62项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标准。
也应看到，过去国际上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争议，并非对生物安全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也是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宗教、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反应。为维护自身农业发展及贸易利益，各国也通过制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规，或设置相应的技术壁垒，在角逐和博弈中求得保障安全和维护国家权益之间的平衡。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5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许多国家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每年全世界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未发生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这一点，正是我国努力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的依据和基础。当然，如同对待所有高新技术一样，对于转基因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风险，特别是“非预期效应”，仍应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坚定不移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在经历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之后，目前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目前，全球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进入田间试验或市场销售，但绝大部分核心技术仍为少数跨国公司所控制。跨国公司以基因专利为重要资产和主要竞争手段，从原来单一生产化工产品转向生产转基因农产品，并通过兼并种子公司进行产业结构重组，抢占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机。据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了81%（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50%）。以孟山都公司为例，2009年研发投资高达11亿美元，产值达到了113亿美元，其中95%来自生物技术产品。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农业经济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围绕基因、人才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已日趋白热化。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科技核心竞争力和新兴产业的经济增长点。若技术、资源进一步向跨国公司集中，其垄断优势将逐级放大，甚至有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发展机遇、加快自主创新和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也有可能促进农业的振兴。
尽管目前国外研发的转基因作物尚未在我国种植，但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已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巨大压力。例如，国外公司近年开发了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核心技术，这种大豆不仅有利于防除杂草危害，更有含油率高的优良特性（国外品种含油率高达21%，我国生产品种仅17%）。我国过去对转基因大豆的研发重视不够，也曾试图以“不发展转基因粮食作物”为由将其拒之门外。然而，由于近年国内食用油和饲用豆粕需求急剧上升，终于难以抵挡国外大豆潮水般涌入，进口数量逐年攀升，2010年已达5480万吨，超过国内生产能力的三倍以上。目前国内市场和加工几乎已为国外左右，整个大豆产业陷入了举步维艰、受制于人的困境。2010年，我国进口转基因玉米157万吨，玉米多年自给自足的局面已被打破。伴随我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养殖业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玉米生产供不应求很可能成为新的突出矛盾。如何避免重蹈大量进口大豆的覆辙，应当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世界科学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除了要不断克服技术上的困难以外，也要面对各种质疑和争议，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技术发展也是如此。在全球转基因品种开始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后不久，1998年起媒体上就爆出“大鼠免疫功能下降”“美洲斑蝶死亡”“玉米基因混杂”等一连串“事件”，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激烈争议。尽管这些传闻由于缺乏足够证据最终被科学界和有关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机构一一否定，但发人深思的是转基因技术随后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出于国际战略考虑，抓住技术发展机遇并抢占了产业发展先机，迅速成为转基因产业的霸主；不少欧盟国家却受到复杂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长期陷入对转基因虚幻的恐惧，结果痛失了早年生物科学发展优势，落到新兴转基因生物产业大潮之后。如果不以产业化为引导，科学技术也无法实现突破和创新，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国农业生物育种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关键要看能否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化。尽管我国转基因育种的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但目前在棉花、玉米和水稻转基因技术的某些方面已居国际前列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已有一批实力强、管理好、研究开发后劲足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在种业创新的搏击中脱颖而出。应当坚信，只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以及人才与技术上的优势，大力推进转基因研究和新品种产业化，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带动转基因育种整体水平提升，逐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之，如果囿于“转基因安全”争论而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让积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得而复失，最后也难以阻挡国外转基因产品的涌入，不仅农业发展会受制于人，还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一个刚刚拿到令人羡慕职位的科学家，目睹群众示威游行、耳闻诺贝尔奖得主严厉声讨他正投身的新兴科学技术，他和懂行科学家明知没有问题，抵不过遍地“狼来了”的呼声，地方政府下令不准做，他望风而逃。
这是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真事。哈佛所在城市的群众反对方兴未艾的基因技术，把哈佛的年轻教授吓得躲到其他地方从事科研。而吓人的狼?基因技术的危害，从来没有出现。
三十年后，对于此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导致转基因食物的产生。美国反对转基因食物的人不成势力，也许部分原因是早有过 “狼来了”的经历。而欧洲反转基因势力大些，可能是当年没有经过美国那样激烈的一次、而欧洲极左势力有比较强。中国近年反转基因的也不少，不仅在媒体有记录批评，而且当中国科学家在学术场合做学术报告时，有人闹事。
大众对转基因动植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很自然和合理。
但是，在目前中国有些人过激批判转基因动植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和谣言压制我国研究转基因动植物，不加分析地拾西方极左派的牙慧，妖魔化我国科研人员，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认为，需要注意公司为了利益而垄断技术。必然，一些农业公司为了盈利，在技术上设置关节使其他人非得每年向他们购买种子。我国需要用政策对付这种垄断、也更需要我国科学家以自主技术打破垄断。但是，如果对于不是主要问题的安全性过度批判而阻碍我国研究新技术，反而有利于有技术的国外大公司继续垄断，影响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应用。国外大公司不可能因为我国的反对而不做转基因产品，在我国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我们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还有一种貌似公允，实为谬误的说法：转基因食物现在没有危害，但是不能保证几百年后、几代人以后有危害。这种说法，不仅可以禁用如计算机、手机之类新产品，也可以反过来说，很多常用物品，也没有人证明它们几百年无害。
我们不参与技术商业应用、但知道其科学成分的人，如果都把与自己没有牵连的事情“高高挂起”，希望在极端的人和极端意见流行的时候也永远保持沉默，恐怕不妥。
我自己和转基因商业化无关。但是，和近三十年很多做生物的一样，我多年用过很多转基因动物做实验、制造过用于科学实验转基因动物、而且日常接触转基因动物植物。以前也有人说用转基因做研究很危险，我们上万人证明没有问题。现在有人说转基因食物有问题，并无证据，而是像三十年前的危言耸听一样。实际上美国93%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玉米86%是转基因。美国人直接食用转基因食物，也间接通过食用已经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动物，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数量很大。一般懂得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绝大多数不拒绝食用转基因食物。
不久前，我与来访的美国教授Maniatis交谈。他是1970年代基因工程所需要的一系列技术中几个重要技术的发明者之一，以其科学成就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主任，200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主任。他在1982年主编《分子克隆》一书，是全世界学习基因技术的教科书。他曾创办三个生物技术公司，以自己的科学和技术造福人类。
我们讨论到转基因。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初，也曾经出现一批人围剿那时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纵技术。当时，美国刚刚度过反战时期，人们对权威有叛逆心理。虽然科学在美国经历了1950到1970年代的飞速发展，还是有人怀疑重组基因技术的安全。
有些怀疑是因为基因技术刚刚兴起时对它不理解，而犹豫不决所引起。但有些是超越自己知识范围越界扮演权威的蛮横所造成，比如，哈佛的George Wald教授，因为研究眼睛中光化学获得1967年诺贝尔医学奖，我一直尊重其科学成就，他的研究是我讲《神经生物学》的内容。但是，Wald并不懂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犯过非常初级的错误。在1970年代，Wald公开出面反对基因工程，有些用词听上去很吓人。那时还有人说基因工程用的细菌会特别危害妇女，吓的一些女性不敢在实验室附近工作。
Maniatis于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但当时哈佛所在的州和城市，都有群众示威游行，反对基因工程，地方政府也已下令限制基因工程。Maniatis一天都没去哈佛上任，而是先逃到纽约的冷泉港，在Jim Watson支持下，研究分子生物学、发明一些迄今仍然常用的基因克隆技术。几年后，他发现哈佛所在地还不能做基因克隆，他就跑到加州理工学院。直到麻省松绑以后，才到哈佛任教。麻省生物技术公司晚于加州，可能和麻省限制基因工程有关。几十年来，基因工程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带来最初危言耸听者的预言。
对转基因不理解的人本无恶意，要谨慎一些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过分的反基因人士却以无知和偏见来煽动大众。反对转基因的人中，不乏极端人士。有些是中国近年抬头的极左势力，有些是极端保守势力。有些是在学术机构工作但却并不懂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正在重演三十多年前美国人覆辙。他们危言耸听，极力全面批判和反对转基因动植物。这些反对的声音对公众有很大的欺骗性，对我国的农业和科技发展有相当的危害性。现代生物科学和转基因技术都有扎实基础，愿意关心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书和可靠的文章获知实情。在生物技术产业还从来没有在中国起飞的情况下，幼稚地打击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会损害中国生物产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健康。如果中国不自主研发转基因的经济作物，最后必将完全依赖西方。
在中国经济发展后，但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有待改善的时候，我们对于新技术，还在亟需应用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到超越实际的后现代时期，应该避免跟在欧洲一些极端分子后面东施效颦，防止极端倾向泛滥。
破析中国式的转基因谬误与谣言
李 铁
面对流行的谬论时，或许有人会痛斥民众的愚昧和国人科学素养的低下。但封闭的决策体系、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府机构、批评声音被压制、公共信息不透明，往往才是谣言和阴谋论泛滥的温床。
2011年7月15日，鲁花公关公司项目总监郭成林因诽谤金龙鱼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2010年，郭成林与鲁花公司签订了公关协议，在网上发表《金龙鱼，一条祸国殃民的鱼！》，造谣称金龙鱼将“转基因大豆油和转基因菜籽油倾销到中国的千万家超市”，“转基因农产品在欧洲和日本是绝对禁止人民食用的”，郭成林在该文中疾呼：“金龙鱼，卑鄙的大品牌，祸国殃民啊，中国的汉奸们在祸害国家和人民，戕害着国人的身体，摧毁着中国的大豆产业链！”
该文耸人听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尽管郭成林已受法律惩处，但在网络上，尤其一些民粹色彩浓厚的网站和论坛上，这类谣言流传甚广，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大阴谋”、“亡国灭种的危机”、“第三次鸦片战争”结合在一起，颇具煽动性。在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不属该专业的专家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不少国人被误导。转基因食品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先澄清关于转基因的几个流行谬误。
谬误一：美国人的转基因农产品，自己不吃，专门出口祸害第三世界
真实情况：作为转基因农作物种植第一大国，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已相当普及，转基因玉米、大豆、土豆、西红柿、木瓜等，都是美国家庭餐桌上的家常便饭。转基因食品，美国人吃得很欢。
据美国农业部在2005年发布的《美国转基因作物十年总结报告》，截至2005年4月初，美国联邦政府共批准了10700多件转基因种植和养殖申请，其中玉米有4968个；大豆843个；土豆747个；棉花724个；西红柿552个；小麦358个；其余（大麦、水稻、南瓜、木瓜等）2560个。
近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继续扩大，据美国农业部（USDA）2011年6月3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按种植面积计算，美国种植的88％的玉米、90％的棉花、94％的大豆，都是转基因品种。[1]
那么，如此高比例的种植和产量，美国人自己到底吃不吃呢？是不是像有些人传的那样只卖给穷国、做工业用途或者只给牲口吃？其实那种自己不吃只祸害穷国的低级谣言不值一驳。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国家，农场主和贸易商自由决定产品的销售，不可能将转基因产品挑出来，统一出口。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物平衡表格（2007年）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美国当年产大豆7286万吨，41％用于出口，其余都用于国内消费，其中93.1%用于食用，用于饲料的不到7％。玉米年产量超过3.3亿吨，17.5％用于出口，在国内消耗的部分，28.7％是食用消耗。比例最大的是甜菜，用于制糖，几乎100％供美国国内食用。[2]
有种口感很好的甜玉米，专为直接食用而研发。美国人日常吃的甜玉米大量是转基因品种。比如先正达种子公司研发的一种转基因甜玉米Bt－11，1998年就在美国获得商业化种植批准，在美国、加拿大、南非、阿根廷和日本都有种植，并出口到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韩国。[3]
尽管专业人士估计美国70％以上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4]但美国人并未为此感到困扰，普通老百姓一般不顾及食品里是否有转基因成分，一般也很难知道哪些是转基因食品。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的食品标签指南，食品标注或不标注“转基因”由食品公司自愿决定。如果某一食品标签标有“非转基因食物或不含转基因成分”，其隐含的意思是这种食品优于其他食品，从而导致消费者产生歧义。法规不允许这种误导性的食品标注。[5]“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讲，他们不在乎食品中是否有转基因。”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教授布鲁斯–列文斯坦这样说。
谬误二：美国是转基因农业大国，出于国家利益允许吃转基因农产品，但在欧洲和日本是绝对禁止人食用转基因食品的
真实情况：早在1998年，欧盟就批准了孟山都公司的一款转基因玉米在欧洲种植和上市，该品种后来在欧洲广泛种植。在西班牙，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超过了玉米总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此外，捷克、葡萄牙、波兰等国家也种植了转基因玉米。
打开欧盟委员会的网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欧盟获得授权的转基因生物名单。其中转基因玉米就有23种、油菜3种、土豆1种、大豆3种、甜菜1种。除了极少数是作饲料或工业用途，绝大部分都是用于食品。[6]
要注意的是，欧盟成员国众多，在一些国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受到反转基因运动的阻挡。2008年，希腊和匈牙利以MON810转基因玉米可能破坏环境为由，禁止了这种转基因作物。欧盟食品安全局随后再次对MON810进行评估，并认为希腊和匈牙利的转基因禁令不合理。近年来，欧盟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正在向美国靠近，欧盟批准转基因作物的速度越来越快。2010年，共有10种转基因作物拿到了许可，创了新高。
相比起美国的开放和欧盟的保守，日本对转基因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连续多年，日本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第三大大豆进口国，2010年日本进口了1434.3万吨美国玉米、234.7万吨美国大豆，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品种。早在2001年4月1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就正式颁布实施了《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对转基因食品如何标识有详细的说明。比如由转基因大豆做的豆腐，必须做转基因标识，但由转基因作物加工来的酱油、色拉油，就无需标识。
总之，说欧盟和日本禁止或不吃转基因食品，纯属谣言。
谬误三：转基因食品有害健康
真实情况：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来看看几个权威组织的说法。
先看世界卫生组织，世卫食品安全部门在2005年6月1日就转基因问题发布了一个长达79页的报告，题为《现代食品生物技术，人类健康与发展，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7]其中第24页明确写道：“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风险评估，它们并不比传统的同类食品有更多的风险。”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使用转基因食品作为南部非洲的粮食援助的联合国声明》中也明确表示：“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作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8]
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除此之外，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和日本厚生省，都明确声明，告诉消费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9]
在科学研究领域，尽管转基因科学的研究论文数量庞大，但质疑转基因的安全性的严肃论文却只有寥寥几篇。比如普斯泰（Pusztsi）土豆事件、墨西哥玉米事件、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事件等，但这些研究都因为实验设计不当、无法重复等原因，实验结果被科学界所否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科学研究能证实，转基因食品有害健康。
谬误四：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不可预测的风险，这种危险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谁能保证以后不出事？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就是拿人当小白鼠
这种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成为抵制转基因的利器。这种貌似谨慎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合理。我们使用的归纳法，都是不完全归纳。科学是对未来无限开放的，要证明某种食品未来一定没有副作用，是不可能的任务。对转基因食品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上有点“漫天要价”的意思。如果拿“绝对安全”说事，传统食品、杂交食品，任何新食品，不是都没法吃了吗？
世界卫生组织、FDA等权威机构都表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并没说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确定安全。原因就在于，原理上，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育种方法的延伸，在健康、环保等问题上，转基因并不比传统作物有更高的风险。
杂交育种通过杂交实现基因转移，只能让各种基因“批量”转移，无法实现有用基因的定向转移。为了减少连锁累赘，杂交育种要多次杂交和自交，因此，杂交育种过程相当漫长。而转基因技术先将具有抗虫、抗旱、抗逆境、控制产量、控制生长期等功能的优良基因“剪切”下来，再“粘贴”到要改良的作物的DNA双螺旋链条上。
转基因育种方式甚至比传统育种更安全可靠，用传统育种方法将两种亲本进行杂交时，我们对其基因大多数茫然无知，无法预知其可能的后果；而在转基因时，转入的却是有了透彻了解的特定基因，从而，对食品的安全性更有把握。
目前，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广泛遵循实质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原则和个案分析（Case-by-case）原则。因为培育转基因时，我们对转移过去的基因是确定的，能从成分上知道它与传统作物是否有本质区别，具体成分不同在哪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威监管机构和科学家们能肯定，转基因食品并不比传统食品有更多风险，甚至比传统食品更安全。通俗地解释这种评价原则就是：如果知道羊肉是安全的，馍也是安全的，那就不应害怕羊肉泡馍，不需再等几代人才敢吃羊肉泡馍。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人类第一个转基因食品“防软化的西红柿”上市已有17年，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数以十亿计，转基因食品并没有显示对人类健康有新风险，而且，由于超越了传统的植物育种通常的不确定性，使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更大的监管审查，它们甚至可能比传统的植物和食品安全。
当然，科学对未来无限开放，未来也可能发现转基因食品有副作用，就像未来也可能发现任何传统食品有害一样。但这必须以确实可靠的证据说话。
谬误五：中国是第一个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国家，我们又做了小白鼠
真实情况：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但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国家，早在1999年，美国就批准了转基因水稻。伊朗、加拿大、墨西哥也先后批准。
另外，中国也不是第一个实现主粮商业化的国家。玉米就是美国人的三大主粮之一，在很多州，玉米是第一大主粮。前面已谈到，现在美国88％的玉米地种的都是转基因玉米，美国人吃的，绝大多数也是转基因玉米。
在2004年，孟山都公司的一种转基因小麦也获得了安全证书，但由于现有的转基因技术主要是导入抗除草剂和抗虫害的基因，而对小麦而言，杂草和虫害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是病害、干旱、寒冷等因素，现有的转基因小麦商业价值没有优势，没有进入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
很多人以为小麦才是美国人的主粮。对于食品安全而言，是不是主粮都重要，吃多吃少都必须保证安全。所谓的转基因主粮概念，只是反转基因人士在无法否认转基因食品广泛使用的情况下，搞出的一个伪问题，因为，谁也无法控制一个人是把玉米还是小麦当主粮。
谬误六：如果中国大搞转基因农业，种子专利都在洋人手里，我们的种子就会受制于孟山都这样的西方巨头，极大地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真实情况：一个领域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国际化，就像全世界都用微软的操作系统，都用两个公司的大飞机一样。如果这个领域是开放的，竞争是准入的，就无须害怕会被垄断卡脖子。在种子领域，除了孟山都，还有先正达、先锋、拜耳等很多竞争者，这一领域几乎不可能垄断。
另外，所谓的专利都在洋人手里也不符合事实。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参与者林拥军在媒体上明确表示：“我们研制的抗虫转基因品系若在中国种植推广，不侵犯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专利。”而且，专利一般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林拥军介绍说，没有在中国申报的专利不可能在中国获得专利权属，且即使在中国申报并授权，若过期也就没有了专利申请的权利。各国专利保护的有效期一般在一二十年，转基因的基础技术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及更早以前产生，现在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
如果中国抓紧转基因的研发和推广，完全可以取代洋种子。棉花领域就是个成功的案例，2004年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占据了中国市场90％以上。但由于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机构的果断与努力，今天中国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覆盖国内95％以上的市场份额。
相反，如果我们被转基因的谣言束缚住了手脚，老在一些低水平的争论上耗费时间，就会在新农业技术革命中落伍，那才是真受制于人。转基因大豆是典型的负面案例。由于中国一直未引进转基因大豆产业化种植，也未进行转基因大豆研发，现在中国本土的大豆市场，已经被美国的优质转基因大豆大规模蚕食。
粮食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可能指望回到原始的全天然状态。转基因农业已经显示出了在商业和环境方面的优势，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拒绝这种新技术的应用。
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美国“国立食品与农业研究院”院长罗杰–比奇发表文章表示，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化学制剂（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对环境有好处。另外，如果不采用转基因技术，可能难以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
美国前农业部长迈克–约翰斯对此说得更明确：“坦率地讲，农民们希望使用最新的科学技术，而安全的转基因农产品正改变世界的面貌。它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它让穷人不再忍饥挨饿，那些向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说‘不’的国家会发现，它们正让自己的农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些农民会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在世界市场上与他国（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农民竞争！”[10]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曾发表讲话指出，发展转基因农业是菲律宾的国策，因为这是保障菲律宾粮食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
我国总理温家宝也曾说过：“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世界性粮食紧缺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转基因谣言的社会心理分析
以上这些转基因谣言，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误导了许多国人。尽管有不少主流媒体都发文澄清这些谣言，但它们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除了一些像郭成林那样的别有所图的从中作梗外，深层原因更值得反思。
首先是社会已处于一个很严重的“权威丧失”的状态。在美国也有不少转基因的反对者，但大众对这些反对声音习以为常，在一个奉行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几乎政府的每项重大决策都有公开的反对者。
然而普罗大众最终还是看政府或社会权威部门的态度。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大众会看FDA、美国农业部的结论，政府权威部门的结论能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正因如此，大多数欧美老百姓不担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他们相信能上市的就是安全的，如果有问题，监管部门不会让其上市。
但在咱们这里，食品安全领域屡屡发生监管部门只收钱不监管的丑闻，很多人宁愿相信道听途说的谣言，相信自己的主观想象，也不相信监管部门的结论。
这种混乱甚至导致了人们对科学应用的恐惧，很多国人不觉得科学促进了美好生活。特别是在食品领域，由于监管混乱，现代科学手段被奸商们用歪了地方，用来添加三聚氰胺，制作各种有毒的添加剂牟利。这使很多消费者闻添加剂色变，听到新型食品就害怕。在饱受“无监管的科学”之害后，人们只愿意相信“纯天然食品”，恨不得回归小农生活，也自然害怕转基因食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式的科学悲哀。
权威的丧失自然导致谣言和阴谋论的泛滥。尽管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是中国农业部颁发的，但在一些人看来，这不能证明农业部真的认为它安全。在网络上，“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品”被很多人认为是证明转基因有害的力证。农业部的安全证书还不如一个幼儿园工作人员个人发表言论可信，这同样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哀。
“奥运会、世博会不给外国人吃转基因食品”，虽然这一谣言后来被国家部委公开澄清，但很多人仍将信将疑，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一些政府部门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的是另一套。“让领导先吃！”在网络上讨论转基因问题时，这是一句很流行的话。
他们也不相信专家，不相信媒体，认为他们已被既得利益收买。屡屡为转基因食品辟谣的科普作家方舟子、知名的转基因水稻专家张启发院士，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种子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用转基因食品来控制中国，甚至消灭数以亿计的“垃圾人口”。
面对流行的谬论时，或许有人会痛斥民众的愚昧和国人科学素养的低下。但传播学的规律告诉我们，封闭的决策体系、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府机构、批评声音被压制、公共信息不透明，往往是谣言和阴谋论泛滥的温床。
[1]参见美国农业部网站，网址：http：／／www.ers.usda.gov／data／biotechcrops／
[2]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http：／／faostat.fao.org／site／354／default.aspx 中的表格部分，选美国查看。
[3]参见http：／／www2.syngenta.com／en／downloads／Bt＿sweet＿corn＿update＿3－04＿final.pdf
[4]参见2007年2月8日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对时任美国农业部部长迈克?约翰斯的专访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2/5380043.html
[5]参见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网址：http：//www.fda.gov／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FoodLabelingNutrition／ucm059098.html
[6]参见欧盟网站 http：//ec.europa.eu／food／dyna／gm＿register／index＿en.cfm
[7]参见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http：//www.who.int／foodsafety／biotech／wh_study／en／index.html
[8]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http：//www.fao.org／english／newsroom／news／2002／8660－en.html
[9]参见日本厚生省网站，网址http：//www.mhlw.go.jp／topics／idenshi／qa／pamph01.html 在厚生省给国民发的宣传册子里，清楚地写明日本市场上的七种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这七种食品是：大豆、玉米、土豆、菜籽（油）、棉花、甜菜（制糖的）、紫花苜蓿。
[10]同[4]
对转基因的无知与偏见
柯 贝
相比于完全不懂生物学、用简单的“人文关怀”来反对转基因的人，一些戴着生物学“帽徽”的所谓专家，他们的欺骗性更大。
近年来，中国比较关注转基因技术和食品，与此同时，也出现一股反对转基因的势力。看看一些反转基因人物的所作所为，或许能够帮助人们免受误导。
美国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远远高于中国。但是反转基因在中国造成的后果是：美国已经多年种植可以食用的转基因植物，而中国迄今却不能。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物也已有多年，有些人则是直接食用。因为美国饲养的动物普遍食用转基因作物，因此更多的美国人间接地食用了转基因食物。美国科学院明确指出转基因食物没有对人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美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物不能标示是否转基因，这使得民众能够同等地对待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食物。
中国对于食品的安全要求低于美国，为什么在转基因方面的要求却大大高于美国呢？是中国在转基因方面比美国高明？显然不是。
一个重要原因是：反转基因的势力在网络和一些传统媒体上误导了国内舆论，阻碍了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反转基因的华人无一是分子生物学的专家，更没有做过转基因的专家。
海内外华人主导反转基因的人，绝大多数缺乏专业知识。真正懂得分子生物学的华人专家，还未有反对转基因的。出头激烈反转基因的都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已经对中国转基因技术产业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科学的、理性的层面上提出对转基因技术要慎重，并认真探讨其中的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惜的是，一些竭力反对转基因的人，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考虑，另一些人则打着科学的幌子，采用似是而非的理由。相比于完全不懂生物学、用简单的“人文关怀”来反对转基因的人，这些戴着生物学“帽徽”的专家欺骗性更大。本文的分析仅以两个人为例，其中一位是最近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的曹明华，另一位是长期在国内造舆论反转基因的蒋高明。
柯莫纳（Barry Commoner）是作为生态学家（ecologist）而非分子生物学家登上《时代》封面的。（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逻辑荒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外界以其任职于科学院而以为他是专家。其实他不是。对于转基因的基础科学---分子生物学，他并不太懂。
他反转基因有更基本的理由：反对用科学改良农业。如果不分析其基本理由，就看不清楚他反转基因只是表面现象。
蒋高明的原话是：“中国打赢粮食战争是靠9亿勤劳的农民。‘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治田勤谨’(墨翟)。美国就不具备这个优势，才发明了化肥农业、除草剂农业、无机农业、转基因农业等，来解决吃饭问题。中国耕地能够连续应用数千年还不退化，所仰仗的就是‘人勤地产’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这样的技术在全球都是最先进的。”
他的基本逻辑是：中国靠农民人多来解决粮食问题。中国应该永远保持以人多来种田的优势。此逻辑的自然推论，等于说因为中国农民多，如果改良了、增产了，要导致农民失业。表面上看，对农民真是很关心，而且为政府着想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农民应该继续两千年前的生产方式，无需农业机械化，而应该退回刀耕火种，因为那样需要的农民人数会更多。通过广大农民以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来坚持“全球最先进技术”，可以供养蒋高明在现代城市生活。
工业、农业效率提高后，如何给工人、农民以其他就业机会，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不断为人类所解决。用就业来阻止工农业效率提高，是早已没有市场的陈辞滥调。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应该反对汽车引进，因为会减少黄包车车夫的工作；中国应该反对现代通讯，因为会减少用马或自行车送信的就业人数。
对于这种逻辑，最好的反问是，如果反对农民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成果，应该请蒋高明这样的人自己去种田、去拉黄包车，去发扬光大他所谓的“全球最先进技术”。
不懂装懂
一般对转基因有疑问的大众，包括偏向慎用转基因食物的人们，都不会不懂装懂。而反转基因的急先锋，却不乏不懂装懂的人。
曹明华在《文汇报》说：“以为破译了基本的遗传密码，便掌握了生命的终极奥秘；以为能把细菌、病毒捣鼓来捣鼓去，就可以运用相同的原理，随心所欲地操纵地球上的其它生命形式……，没有任何一个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会这样做！”这与她在其他文字中所透出的基本的反科学精神如出一辙。这一点姑且不谈，而只说其中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因为很多科学家，包括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用转基因改变多种生命形式，早已超出细菌、病毒的类型。Mario Cappechi因为发明基因剔除技术，将老鼠基因剔除和改变而获得诺贝尔奖。今天包括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生，改变动植物基因是他们常规的实验手段。如果他们都不是“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我们就只能称曹明华等少数人为“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
曹明华自己的分子生物学知识也很有限，有人介绍她198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曾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老化分子学硕士学位。但她其实并没有弄懂分子生物学。她在文章中用的“基因学”就是她自己杜撰的，因为这个词汇在科学界无人使用。至于“神经老化分子学”，真正搞生物学的人，也是闻所未闻。
曹明华还说“而商业化了的转基因食物产业，则是科技工匠的作为---它基本上无视已更新了的、重要的生物学原理”。其实不懂重要生物学原理的正是她。做转基因的人，支持转基因的懂行科学家，对于生物学原理比她懂得多：转基因食物产业，没有违反生物学原理。
蒋高明犯的错误也不少，不过他基本不会貌似深入地讲解转基因技术。他讲得很肤浅，也就不犯曹明华这种貌似“基因学”专家的错误。
这些人都是不懂装懂，以内行面目出现的不负责任的外行。
拾人牙慧
这些反转基因的“斗士”，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是到西方拾人牙慧。
因为西方反转基因的人也不是专家，所以，华人再去拾人牙慧就让人忍俊不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一面指责做转基因的人卖国，而他们自己的虎皮常常也是从国外贩卖回来的。
曹明华用来作为大旗“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著名生物学家Barry Commoner”，其实是一个反对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人。Commoner在生态上有过贡献，但这位曾经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者，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也大放厥词。他搞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把自己的无知和偏见作为DNA双螺旋发现者Crick的错误来批判。国际分子生物学界没人理他，因为不值得反驳这种不懂常识的人。
曹明华却不经简单的核实，就引用和发挥Commoner的说法。比如，曹明华说：“‘可变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原理的发现和证实，在相当大程度上破灭了想以转基因来实现农作物增产的良好企图。当最初以为，高级生命的构成原理（这里包括真核生物植物）是与低级生命（原核生物）一样时，对‘增产基因’的人为操纵曾经是想当然地可行。而随着‘可变剪接’的原理在真核生物中的确定，对于真核生物基因的操纵已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贸然举动。因此，想用转基因来实现农作物增产的目的基本上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这一段话，对于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大众，可能真以为她有专业的理由来反对转基因。其实这是曹明华无知的又一个表现。首先，“可变剪接”根本没有破灭转基因，目前转基因成功的例子很多，有困难的可以改善，设计上已经注意到不受“可变剪接”的影响，如果在个别情况出现问题，较容易发现和克服，这些都是国内研究生水平就知道的。其次，她犯了低级错误，“可变剪接”是很早发现的，早于转基因食品。曹明华时间错位，不知道发现“可变剪接”之后才有转基因方面的工作。
Splicing的发现是诺贝尔奖成果。如果连这种分子生物学常识也不知道，要么是她水平太低，要么是偏见蒙住了她的眼睛。当然也可能是她拾人牙慧，捡Commoner的话。Commoner是九十多岁的老人，糊涂也罢，而完全用糊涂来解释曹明华的言论，恐怕不够。
信口开河
对不懂的东西，以专家面目出现，是一种欺骗，但有时是观念使然，而非刻意。但明确制造谎言是不可原谅的欺骗。
反转基因的“斗士”在介绍国外情况时，常常瞎编乱造，欺骗不了解情况的国内大众。
比如，美国明确禁止食物标明是否转基因，而蒋高明却说“美国人是很讲究的，他们相信政府的倡导，他们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心存戒心的，食品市场上都有明确标注”。
曹明华也是这样的：“美国高档一些的餐馆，都会注明它的牛肉是100% grass-fed，即不用转基因玉米喂的牛”，而事实上，既然美国规定不能标明食物是否转基因，所以餐馆不能说明牛肉不是转基因的。餐馆说明grass-fed即草养的目的，和说明蔬菜是有机的一样，是说不是由人工大批量饲养的。
曹明华不顾事实，信口开河说“美国目前将转基因食物尽可能地向落后国家转移，美国国内的转基因食物正愈来愈减少……除了动物饲料、生物燃料和工业原料，美国已趋于将‘转基因’只用作极微量的食品添加剂。即便如此，转基因在美国本土还是被人们避之不及”。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用转基因最多的国家，美国是食用转基因食物最多的国家，美国科学院明确支持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物。
有些人为了耸人听闻，把中国支持做转基因的人都打成“卖国贼”。还有人把所有支持转基因的国内学者和其他人制成录像，通过网站和电子邮件广为传播。这些人常常躲在背后，而出头露面的所谓专家，就是他们依赖的对象。
如果不反驳这些不懂装懂、不顾事实的所谓专家，让国内舆论和大众被误导，这才是中国科学界的悲哀。之所以指出对待转基因不理智问题，是为了扭转讨论的焦点：应该科学地建立对转基因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转基因食物进行严格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