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进入中国与现状
我国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研究起步较晚，自1986年“863”计划开始实施，全国相继出现了一批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机构。
发展至今，2010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350万公顷，在种植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的前八位国家中位居第六位。
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的主要作物是转基因棉花，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时面积为3万公顷，次年达到23万公顷，到2010年种植面积达到350-400万公顷，已经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2/3，种植省份覆盖了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和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另外，获得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为木瓜，但仅允许在华南地区种植。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但是，我国科研工作者一直在从事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研究，涉及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大豆等多种作物，其中，转基因玉米、水稻已经获得了生物安全证书，但是并没有获得最终的商业化生产的许可。另外，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已获得进口许可，只可用作加工原料（主要用于饲料加工），并不能进行商业化种植。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大豆5480万吨，超过国内生产量数倍，进口大豆基本都是转基因大豆，主要来自于美国、阿根廷、巴西。近年来，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数量大增，来源也以美洲国家为主。
近些年，转基因生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得到了政府部门较大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2006年，我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投入资金200多亿元人民币，成为建国以来农业领域最大一笔研究经费。2009年6月，国务院发布《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中国转基因生物研发进程中，最具有意义的一步是颁布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从生物安全证书上显示的信息来看，早在2009年8 月，农业部已批准颁发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 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是该信息却迟迟没有公布，同年12月，“华恢1 号”和“Bt 汕优63”被加入到中国生物安全网于10月公布的《2009 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其“偷偷摸摸”的行为一时间激起各方人士的质疑之声。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发现，早在2008年12月24日召开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就已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而农业部则将此消息隐匿长达一年之久。
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可进行商业化的种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但是，自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湖北省大规模违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以来，2005-2011年间，绿色和平先后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省发现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稻种在市场上流通，在湖北、湖南和福建省发现有违法转基因大米在市场上销售，在湖北武汉的餐馆中发现含有违法转基因水稻的米饭，同时也多次在广东和香港的市场上检出含有违法转基因水稻成分的米粉。这些情况表明违法转基因水稻已经在田间、市场和食物链等各环节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消费者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食用到转基因大米食品。
公众为什么害怕转基因
我国转基因技术成功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来，得到了国家的很大支持和投入，其商业化发展在争议中前行,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产业内从业者、消费者、学者等各方人士的关注。
作为食品，普通的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自然是食品安全问题。自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其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也至今无定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今天，公众出于本能对转基因食品的警惕甚至害怕都在情理之中。长期以来质疑一直停留在长期和大量食用转基因水稻是否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等问题上，该问题的答案至今还没有解开。毫无疑问，在科学研究仍然无法确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时，社会对转基因食品日益呈现抵抗的趋势。目前转基因食物都缺乏长期的生物安全评估，科学研究综述显示，大部分转基因相关研究结果指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肝脏、胰腺、肾脏或生殖系统产生毒副作用，并可能对血液、生化指标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人类长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婴幼儿食品，英国皇家学会指出由于婴幼儿食物构成的单一，婴幼儿对食品比成人也更为敏感，因此成为食品安全中的“高风险人群”，婴儿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应该接受最严格的审查”。因此，作为14亿中国人的主粮，基于预先防范的原则，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并防止进入食物链，才是科学的态度。
其次，公众开始表达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诉求。虽然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和管理上做出了长足的努力，但是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不透明，相关信息的不公开，缺乏与公众交流的通畅渠道。正因此，才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质疑。可以预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不建立，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恐惧、争议和抵制仍将继续。
第三，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和利益的担忧。在过去的一年里，任何转基因相关事件的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大家的关注，特别是事关国家利益的时候。2010年中国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达历史最高的150万吨，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各方的关注和担忧。其实，这样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一年5480万吨的进口转基因大豆涌入国内，致使中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逐渐沦陷，不仅严重威胁了4000万的豆农，同时造成主产区的大豆加工生产陷于瘫痪。种植面积、总产量、农民积极性和自给率不断下降，是当前大豆生产的真实写照，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公众的担忧，正是出于转基因大豆的悲剧是否同样在玉米、水稻上发生。
第四，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等作物后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和主权是有严重的威胁的。孟山都成功地控制美国、阿根廷的大豆种植已经清楚的说明，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手段实现对一个国家粮食生产的控制。一旦中国进入这样的商业模式之后，其实是无法逃脱被控制的现实。另外一点，转基因水稻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转基因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像美国一样，无论是自然事件致使转基因种子泄漏，还是人为地混入了转基因种子，都使传统种子遭到了污染。如果遭到转基因污染的传统杂交种子被出口到国外，并且如果这种转基因种子在这个国家尚未获得授权，那么中国公司将要面临法律问题，而且进口了这种水稻的国家也会被专利权利人起诉，并要求他们强制执行这些专利，并交纳赔偿金。
2010年9到12月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国内多个城市进行了关于转基因消费态度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明显倾向于对非转基因食品的购买，甚至愿意为之支付更高的价格。超过60%的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潜在健康隐患表示担心，而近70%的消费者选择非转基因大米。受委托调查的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分析认为，当前消费者普遍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消费者目前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发展总体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同时，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商业化发展决策知情权和参与权有较高诉求。
在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讨论日益白热化的同时，上百万的欧洲人签名反对欧盟在对转基因生物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做出进一步研究之前培育转基因生物。历年来，欧洲民众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从未间断，但是如此大的规模也尚属首次。即便是在美国，关于转基因甜菜、三文鱼的商业化争论也从未停歇，且仍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