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张杰／图）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05月24日第1215期，作者：向郢，原题为《袁隆平：像野稻一样自在》
上周有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
学农的原因很简单。还在读一年级时，老师曾带他们参观了汉口郊外一个私人园艺场。都好多年了，他始终惦记着，“里面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开得特别好。”
而重庆8年，有他最优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袭警报拉响，学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个兄弟姐妹，父亲喜欢老大，母亲喜欢老幺，成绩最好是老四，我这个老二就落在了空档里。”
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