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物育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中长期有效供应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虽然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仅以全球9%的耕地，生产了25%的粮食，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是必须看到，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生产依然面对耕地、水、能源等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下降等多重压力，农业发展的基础仍然十分脆弱。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农业发展方式的落后依然是影响农业持续增长的突出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程度一直很高。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化肥和农药最大的生产国，使用量也居世界之首（各占1/3）。我国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2/3，化肥和农药用量却分别是美国的2倍和4倍。1978年至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87.4%，而同期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581%。更严重的问题是化肥和农药的滥用，平均利用率均不足40%。按播种面积计算，我国化肥使用量高达 400 公斤/公顷，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造成污染而设置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由于每年数以千万吨化肥农药流失到土壤和江河湖泊，造成了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破坏、农产品污染加重等后果。仅从此例也可反映出我国现有农业科技手段的乏力与粗放性生产方式的落后。
应当肯定，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作物新品种培育和应用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传统育种技术还有一定的增产潜力和改进空间。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到育种材料遗传背景狭窄、生殖屏障无法跨越、现用方法效率不高等多种因素约束，单独利用常规手段已难以实现育种技术新的突破。尽管付出巨大努力，10年来我国水稻、玉米、小麦等重要作物单产递增均明显趋缓，有的甚至不升反降。与此同时，大豆、玉米等农产品进口数量不断攀升，粮食自给率实际上已跌破95%的基线，而且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以大豆为例，近年因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饲料蛋白和食用油需求急速增长，而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限且品质产量均不及国外优质高产转基因品种，导致进口大豆数量剧增，2012年数量已达5838万吨，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不仅国内自给率降到18%，且大豆加工业也几乎被国外资本所控制。上述动向反过来也警示我们：不能一说粮食安全就只看眼下口粮够不够；一提农业科技就想绕过转基因。实际上，单靠传统技术手段已难以保障持续增产，无法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包括肉、蛋、奶在内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想突破资源约束、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中长期有效供应，农业科技必须要有更加有力的创新驱动。
上世纪中叶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兴学科的诞生引发了农业与生命科学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在不断揭示生物遗传奥秘的基础上，运用生物技术手段对遗传基因进行改造和转移，终于突破了传统育种技术的种种局限。实践证明：生物育种更为精确、效率更高、更有可控性和预见性。大力发展生物育种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中长期有效供应的必然选择。
早在25年前，面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大潮，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并号召：“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从此开创了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全新领域。 时至今日这一战略论断依然闪耀着科学与智慧的光芒，仍然应当作为新时期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