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媒体刊发题为《种业危机：进口的按粒卖 国产的论斤卖》的报道。
一些蔬菜种植大户一再诉苦：“今年我们遇到了高价也买不来‘洋种子’的问题。我们国家能造航母、能造C919大飞机，但为何不能研发出好菜种，而要长期受制于美、日、韩、以色列等国的‘洋种子’？”
“洋种子”价格高
引村民不断追问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冷凉蔬菜基地占地3万多亩，吸引了当地1500多名农民就地打工，带动10个村组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是原州区精准扶贫、脱贫富民的主战场。
姚磨村党支部书记、瑞丰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选告诉记者，他们选种一类菜时，一般要试种五六个品种，最后选优。
比如西兰花和娃娃菜，要选国内、国外的十几个品种进行试种，但从日本、韩国进口的种子种出的菜，无论在品相、产量、纯度和发芽率、耐储藏等方面，优势都比较明显。
采访中，记者正好碰上原州区农牧局副局长李春琴和一名农技推广人员。攀谈中，李春琴直言：“因为这些优势，‘洋种子’的价格远远高于国内种子，有些品种能高出几十倍。进口的按粒卖、国产的论斤卖，这是种子行业目前最大的问题。”
在田间地头，记者随机采访了姚磨村几位种菜村民，罗军、姚国政、姚猛等人都对过度依赖和受制于“洋种子”的事情很无奈。他们想知道，今年日本西兰花的种子紧缺，是不是我国对进口日本的东西把关更严了？
这几位村民反问了记者一大串问题：国家有不少农业科研单位，有不少科研人员，有那么多的科研经费，他们在干什么？都干了啥？成果在哪儿？为什么就研发不出优质菜种？问题出在哪儿？
“洋种子”攻占“蔬菜之乡”
“2000年之前大家都没有用国外种子的意识，国外种子也大都没有进来；2009年之后，国产种子也开始奋起反抗。”李平说。
李平说，2000年左右，国际上比较有名的种业企业先正达（已被中化收购），荷兰的瑞克斯旺，以色列的海泽拉、泽文、纽内姆，荷兰的安莎、孟山都等都在寿光建立了试验站或展示基地。目前，已有二十多家国际知名种业企业落户寿光。
记者调研了解到，洋种子在寿光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比前些年的“半壁江山”有所下降。寿光市种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范立国表示，当前寿光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已由2010年前的54％提升到目前的65％以上。
因研发短板受制于人
姚选困惑地说，种了十几年菜，为什么种不了中国自己的好菜，还要过度依赖“洋种子”。
国外种子公司给中国的代理商是唯一的，垄断国内市场，每年给种植大户造成涨价、无货等各种恐慌心理。他无奈地说：“‘洋种子’的定价权、供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你有什么办法？”
“洋种子”就不能培育吗？记者多方求证发现，“洋种子”大都是“杂交种”，“杂交种”通俗讲是一次性的，理论上无法育种，因为“杂交种”一旦育种，很容易发生基因突变，就会造成减产，而且抗病虫害的能力也大幅下降。
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种子市场初步预测价值超过600亿元。宁夏农牧厅蔬菜园艺站站长蒋学勒认为，“洋种子”对我国蔬菜产业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带来高产优质的蔬菜产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国外蔬菜种业技术所有者对我国农业生产的控制权。
蒋学勒分析说，这几年，“洋种子”产生的高价格、高风险的“苦果”已在一些地方逐步显现。业界人士也担心，如果国内蔬菜种业不能及时补上研发短板，极有可能在绿色安全的蔬菜产业发展上受制于人。
业内人士：
中国种业研发滞后
一些专家直言，国外很多企业种子资源的收集都经百年的积累，我们国内很多蔬菜种子的收集比较杂乱。前些年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在分子育种、遗传育种、生物育种等方面的瓶颈不是三五年能够突破的。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据了解，山东省开展育种科研的种业企业不足30％，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3％，远低于大型跨国种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且育种方法、技术和设施设备比较落后。
总体上看，大企业不大不强，综合竞争力、引领带动力不突出。小企业不专不精，专业程度不够，产业链服务能力弱。
二是科研与生产脱节。种业专家表示，国内育种研发与实际应用有较大差距，育成品种同质性多，突破性少，现有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缺少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机制和平台，高效的现代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
三是基础设施和装备落后。国内大多数区域试验站、展示示范点、良种繁育基地、种子质检站等基础设施差，仪器设备落后，抗风险能力弱，远不能适应种子质量检测、品种试验展示和供种保障要求。
四是管理体系弱。跟我国其他地区类似，山东省各级种子管理机构人员少，经费不足、手段落后的问题比较普遍。尤其是县级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大多数不具备种子质量检测能力，这严重地影响了种子监管和服务水平。
当前，我国种业产业集中度、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仍较低。业内人士建议，应尽快清理不合格企业，整顿种子市场秩序，规范品种管理，营造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 （陈晓虎 张志龙）
来源｜经济参考报
题图｜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