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内，正在育种的转基因水稻苗。
三四月之交的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60岁的锦绣村农民熊忠明，在田坎上来回踱步，照看他刚种下的苗。
不久他就要给刚抽芽的庄稼打农药。熊忠明告诉记者，村子里仍然有“不打药”的水稻在偷偷种植，至少三成，他因为没有关系买不到。这种“不打药”的种子，就是已获得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之一：汕优63。
熊忠明并不知道的是，村民们偷偷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正处在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
去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但直到今年年初，这个消息才被公众知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这200亿是中国有史以来投入最多的农业投资。不过，民间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一直存在。
“不打药”的水稻
武汉江夏区五里界镇的转基因水稻种植，第一次见诸报端，是在2005年被环保组织披露之后。当时这份题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报告流传甚广，报告中提及，武汉五里界镇、法泗镇、云梦市下辛店镇和松滋市的王家桥镇，已种植尚未通过安全测试的转基因水稻至少两年。而且转基因稻米种子很可能已经外泄。
这是“转基因水稻”这个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概念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五里界镇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年可种三季稻。
水稻不好种，除了最初的施肥、插秧，和最后的收割，最劳累的就是打药，从刚长出来就要开始打，半个月打一次，一季稻要打到六七次。在中洲村，年过七旬的李玉云要和同样苍老的老伴一起，负责照看十亩稻田。她说，种一季稻，花在农药上的钱就要上千块。
姑且不论农药有无残留，农药吸入呼吸系统是否于人体有害。光是打农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五六亩土地，打一次药就需要两天。于是，“不打药”的种子就走俏了，当地农民说，和农技站关系好的才买得到。
2004年前后，他们曾经一度很容易获得这种“不打药”的种子，价格比“打药”的种子贵至少一半。这种不打药的种子，就是此次农业部颁发了安全证书的汕优63，它属于Bt转基因水稻，是将转基因技术运用农作物产生的抗虫水稻。国际上研究了几十年，可以成熟应用的基因只有两个，一个是Bt抗虫基因，还有一个是抗除草剂的基因。
华中农业大学的转Bt水稻安全试验时间是从2004年开始，地点即是在五里界镇。
被泄露的实验
而在未取得安全性证书之前，发生的种子泄露事件，成为了“转基因”水稻的原罪之一，相关实验室在操作过程中的疏漏也为人诟病。
2005年在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公布一周后，湖北省农业厅驳斥了绿色和平的说法。声明在武汉市场上抽取的大米样品中未检测到Bt基因成分。但同时公布在调查中发现，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湖北省农业厅说，“农业执法机构已进行处罚，并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五年之后，这种泄露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失误，已很难断定。
当地农民称，2004年的种子是可以在农技站随便买的。至今仍有转基因稻谷种子在江夏区流传，一位当地农民告诉记者至少有三成土地种的是转基因水稻。
华中农大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位研究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泄露可能发生在和相关单位的合作中。Bt抗虫基因一旦进入植株，则很容易通过育种复制。事实上，Bt抗虫基因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下，常要冒被拷贝的风险。
一位接近转基因水稻项目带头人张启发院士的科学家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将原因归结于科研经费的不足，他说，严格说转基因生产试验要完全密封，但国家没有给专门的经费，要把一大块农田围起来做不到。抗虫基因很容易就被农民看到，难免产生种子泄露。
还有一种解释来自于张启发院士“绿色超级稻”项目的合作者黎志康，他说，在实验前我们就知道，Bt已经非常成熟，所以我们知道它无毒，但按照程序，安全实验还要走。但“实际上我们心里很清楚，做不做实验我们都知道结果”。才出现了扩散，他说“如果换成一种新的基因，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性状，我们必定会小心翼翼”。
据了解，Bt毒蛋白作为生物农药，已经使用几十年，但作为基因植入水稻、棉花，还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截至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科学证据显示，长期摄入转Bt基因作物对人体有害。普遍的观点是，它是一种性状单一、使用已相当成熟的基因，在美国，转基因玉米已经形成了种植规模，并且采用在玉米田之间增加隔离带的方式来避免产生带有抗性遗传的虫类。即使是被树立为反对转基因典型的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薛达元，也向记者表态，赞同Bt抗虫基因相对其他基因安全。
但在此前，还没有把主粮商业化的国家，即使是转基因商业化氛围浓厚的美国，食品领域也只商业化到玉米，没有到小麦。
异见者的缺席
实验的泄露，只是公众疑虑之一。疑虑之二，即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这个名单从未完整公开过。有迹象表明，一些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暂时持质疑态度的科学家被排除在外。
比如南京环科所薛达元研究员，他后来被塑造成转基因反对派的代表。但他当面向本报澄清，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只是认为过程应更加慎重。
2002年，薛达元还是环境部国家生物安全办公室主任，当时任职在南京环科所。他是中国较早研究转基因的学者之一，也是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专家之一。按照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公众参与制度应是各个缔约国应该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他回忆，在2003年农业部组织第一届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时他被邀请，当时关系不错。
2005年转基因水稻“泄露”事件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薛达元提出转基因商业化应慎重，避免生态风险。就是这种表态令他成为了“反对转基因”的专家代表。
当年第二届转基因专家安全委员会及2008年第三届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成立时，环境部推荐的薛达元都被农业部拒绝。
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在之后备受诟病，虽然没有公开完整名单，但网民搜索后发现，真正专业的生态环境专家其实非常少。其他无论是做植保还是风险评估的，都是任职于农科院的科学家，或者是做生物技术的。
虽然华中农大实验室向记者介绍，这些科学家们至少手里都没有转基因品种。但记者查看了一两位已经公开的科学家资料，在200亿的农业部大项目里，他们或多或少和其中一些项目有关联，至少算利益相关者。
对反对意见的排斥甚至忽视，使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成为了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此为先天不足之二。
话语权争夺
而在关系到每个人每天口粮的重大事务上，公众参与不足，成为转基因的先天不足之三。
转基因的专家们也开始意识到舆论的重要。少为人注意的是，几乎在获批安全证书的同时，华中农大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在网上开了个博客取名“绿稻”。张启发院士所在的实验室，一名副教授告诉记者，科普不去占领舆论，谣言就会占领舆论。
但在争取转基因话语权的这场战争中，生物专家们虽然掌握了更完善的知识，却并未占到上风。
专家们开始担心，公众舆论会限制转基因产业的发展，这在欧洲已有先例。如果转基因水稻不突破，在蔬菜里就无法应用。
2005年，媒体广泛报道的转基因水稻“泄露”事件，被业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汕优63的命运。
华中农大做了两次生产安全实验，从1999年申报到2009年底，中间间隔了11年。初选育的汕优米，在当年是杂交稻的优质品种，具有高产稳产的特性，唯一特点是口感不佳。但在11年之后，这个品种已经要接近被淘汰了。新的品种层出不穷，江夏区农民的感受最直观，就是抗虫米不如别的米好吃。
“但其实不是B t基因的问题，是品种的问题”，张启发团队的成员告诉本报记者，很有可能他们会抛弃汕优63，选育别的Bt转基因米再最终推向市场，避免转基因稻米一上市，就给消费者留下口感不佳的印象。
实际情况是，汕优63在书架上放了十多年，已经没有市场价值。黎志康说，他们还要选育新的品种，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而汕优63的获批，将加快其他品种的报批速度，令他们跳过安全证书的多个审批环节。转Bt基因一旦获得批准，便意味着Bt基因就可以被全国的水稻育种家拿来用，可以迅速扩散至全国，甚至野生稻的种植区。除了毒性，对生态的影响，这也是环保组织最为担心的。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杨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