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李昌平所担忧的，不仅仅是杂交水稻，而是种子安全及其所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这都是‘断子绝孙’的种子，如果哪天种子基地或种子仓库被袭击了，又或者出现人为操作失误，种子公司制种失败，又或者播种后出现大面积天灾导致必须补种，到时候农民拿什么来重新播种？”4月27日，《南方农村报》发表了李昌平致袁隆平的公开信，李出人意料地请求袁隆平“放弃继续攀登杂交稻新高峰，转向常规水稻品种的培育”。
李昌平的公开信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尽管不少人赞赏他的危机意识，但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李昌平的意见“很外行”。
“我对杂交水稻过度推广的担心已有多年。” 5月3日，李昌平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强调。其实并非只有李昌平注意到了种子的安全问题，国务院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密集发布种业改革新政。
5月9日，国务院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以来第三次种业最高规格会议。20多天前，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建立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并且鼓励发展“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体系。
《意见》被认为是种业第二轮改革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对于如何解决种业乱象，业内与业外的人士意见分歧颇大，更有业外的学者直接质疑种子商业化的改革方向，担心将给外国种企占领中国粮食市场更大的空间。
杂交水稻引出种业安全问题
“我们国家的种业目前情况不太好，小、多、乱、杂，我们全国有一万多家种子公司，好多假冒伪劣公司，产品假冒伪劣很多，坑害农民，还有国外的种子公司打到我们国内，来势很凶猛，蔬菜90%以上的种子是国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近日从台湾赶回了湖南，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他并不讳言种业的种种乱象。
袁隆平或许同时收到了三农学者李昌平的快递信件。
在信中，李昌平认为，种子公司现在几乎只向农民出售杂交水稻种子，而传统的常规种子几乎找不到了。杂交水稻收获后如果再次播种必然减产，不像常规种子那样能种好多年。
“国家应该从战略安全考虑保留10个县的常规种子种植区，杂交水稻很好，但任何技术都不能绝对化地利用。”李昌平建议。
“常规种子只需要三斤粮食就能换到，而杂交水稻种子却要20斤粮，并且只能种一季，这肯定更受种企的欢迎。”李昌平担忧，种企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输送，强迫农民播种杂交水稻，若干年后常规种子将难寻踪影，“这就跟转基因主粮种子一样，一开始偷偷地廉价推广，等到农民都种了这样的种子，他们就能大幅提价，而农民手里没有自己的种子，将彻底丧失定价权。”
李昌平所担忧的，其实是种子安全及其所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在公开信刊发之后，5月3日，李昌平参加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的一个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正是转基因种子。但在会上，一个说法让李昌平极为担忧?袁隆平从原来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转变态度，提出要做吃转基因抗虫食品的志愿者。
会上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中国农科院研究员、著名玉米专家佟屏亚。“现行科研体制是以5年为一管理周期，研究人员没有耐心搞什么基础研究，希望自己培育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尽快商业化，以期报成果、获奖励、晋职称、显声誉。”佟屏亚在上述座谈会上说道，“2009年，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投入科研经费200亿元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国家一次性投入转基因研究经费比常规育种研究经费要多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佟屏亚和李昌平猜测，正是不对称的科研投入促使袁隆平的合作者、学生不断游说他加入转基因水稻的阵线。
不少看到李昌平公开信的网友表示，与杂交水稻相比，他们更担忧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加入到研究转基因水稻的行列。
洋种子大举入侵
截至记者发稿时，李昌平尚未看到袁隆平对公开信的任何回应。 但在4月29日，隆平高科（000998）总裁刘石在他的博客上对李昌平进行了“批驳”。
在这篇题为《致袁隆平的公开信》的博文里，刘石认为，种子应该“物美价廉”，“应该让农民买到便宜种子”的想法完全是“家长心态”，种子的定价应该尊重市场规律。
“是孟山都的刘石么？”当记者提及刘石的回应时，李昌平感到一丝不快。随后他向记者强调，外资种企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
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时供职于孟山都中国区的刘石帮助这家跨国种企成功打入了中国市场。而2001年转投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之后，刘石更是以“先玉335”玉米种子占领了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的最高份额。不少人质疑这一品种是转基因种子，但此时的刘石已经在一年前转投了隆平高科。
除了“先玉335”，包括孟山都“迪卡007号”多个外资品种都曾被质疑为转基因种子，而作为非主粮的大豆，种子市场被国外转基因品种全面占据的现状更是人所共知。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经超过了70家，其中包括跨国巨头孟山都、杜邦、利马格兰等。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种业市场。
“再这样下去中国人吃的粮食都会被外国转基因品种占领，商业化从一开始就错了，这次如果还这样继续搞下去，种企是赚钱了，最后农民只会越来越苦。”云南财经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认为，正是2000年以来的种子商业化改革让外国种子有了可乘之机。
关门还是改革
与上述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种业专家、经营者都普遍认为应当通过进一步的商业化竞争以及企业整合应对外国种子的挑战，如何整合，是此轮“种业新政”的焦点。
“实行‘关门’政策保护了什么？保护的是落后制度、保守思想和陈旧理念。中国种业不开放，短时期可以受到保护而不受冲击，但种业的发展水平、育种水平将会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尽管同样反对转基因主粮，但佟屏亚对重新关门的想法十分不以为然。
农业部去年年底公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重新界定种子企业准入门槛，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的种子公司归农业部审批，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上的种子公司归省市种子管理站审批。当时就有人士指出，如果按照这一方案，90%的种企将被淘汰。
种业主管者显然希望以“做大做强”的惯有思路强制整合出中国自己的“孟山都”。但佟屏亚对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并不乐观。
在首轮改革中，农业部曾出台文件：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种子公司归农业部审批，注册资金500万元的种子公司归省市种子管理站审批。有人估计，如果严格按注册规定，全国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的县级公司会自动消亡，能保存下来的不会多于1/3。
“但很多地方政府从保证职工生活和安定团结出发，几乎所有的县级国有种子公司都给注册了500万元资质。”佟屏亚回忆道，“这近万家注册资本500万元种企中除了民营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更有一部分是通过潜规则交钱就能办证的‘皮包公司’。”
事实表明，大量没有生存能力的种企反而活得很不错。2008年，佟屏亚曾上书国务院，建议将良种补贴“直接发到农民手里”。这项从2002年开始的专项补贴资金至今共投入近500亿元，但却是补贴给种企。
“实际上，国家补贴由各县农业局说了算，负责最终的具体分配。而因为农业局会优先照顾本地的小种子公司，补贴额度又相当高，接近种子市场售价的50%，因此，大种子公司的良种纷纷滞销。”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绍明介绍。
混乱的还不仅仅是种企。科研机构通过争取国家研究经费投入到商业育种研究，然后通过关联种企获取商业利益的情况亦相当普遍。
“相对种子价格或者外资威胁，我更关心的是种业的进一步商业化以及科研体制改革。”佟屏亚说，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支持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认为充分的种业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利益。
4月18日的《意见》中提出，未来的改革方向将是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院所和高效重点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并在“十二五”期间退出商业化育种，同时鼓励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提高企业品种研发能力。
但如何落实，尚未定论。“进一步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再等一等吧。”年近80岁的佟屏亚在看到长沙会议的官方报道后叹气道。【作者： 崔?】
